时下网络上流传着关于日本文人趣闻，其中与太宰治有关的则是这样一则：太宰治是芥川龙之介的狂热粉丝，后来他还公开了当年写满芥川龙之介大名的“黑历史”笔记本，痴迷到拼命想要得到芥川赏，却被评审川端康成冷漠评价：“太宰治作为一个普通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太宰治勃然大怒，给川端写恐吓信：“养小鸟、唱歌和跳舞就高尚了吗？我要杀了你！”
尽管不乏猜测，但这段趣闻确实折射出三位日本文坛巨匠不同的创作风格和性格：以《罗生门》等作品奠定文坛巨匠地位的芥川龙之介；擅长抒情哀伤，以富有意蕴的景物与人物书写生命苍凉的“物哀派”作家川端康成；以及留下无数名言，如“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等，因自杀次数太多，几乎将自杀变成生命底色的颓废派大师太宰治。
太宰治被誉为“昭和文学不朽的丰碑”，他的作品在他去世70多年后依然备受追捧，《人间失格》每年在日本销量可达十万余册。近期，西西弗书店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新版《人间失格》，该版本收录了太宰治创作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涵盖 3 个标志性的中篇《人间失格》《斜阳》《潘多拉之匣》、4 个最具盛名的短篇《樱桃》《维庸之妻》《快跑，梅洛斯！》《女生徒》，以及 1 部日文原版未完成作品《GOODBYE》。
此版本由日本文学翻译家竺家荣倾力翻译，序言《我要向山举目》全面解读太宰治，同时特邀旅日作家毛丹青为新版本作序。在编排上，新版《人间失格》梳理了太宰治的生平和创作分期，以时间轴的形式呈现于内页，采用倒序模式，从 1948 年创作的《人间失格》追溯到 1939 年获得川端康成等高评的《女生徒》。全书分为四个篇章，分别对应 1948 年太宰治失格自杀、1947 年爱情抗争、1946 年的青春期满、1940-1939 年的生命向往。
新版《人间失格》线下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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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的一生都在寻求死亡。
1929 年，他首次尝试自杀未遂；1930 年，太宰治结识银座酒吧女田部阿兹弥，两人相约投海自杀，该女子身亡，而太宰治因服药剂量不足未遂；1935 年，太宰治前往镰仓山用绳子吊颈自杀，但绳子断裂；1937 年，太宰治与未正式结婚的妻子小山初代在谷山温泉服药后投水殉情，两人双双被救活；1939 年，太宰治给妻子留下一封道歉遗书，与读者山崎富荣在雨中沿着玉川上水走了 200 米左右后跳河自杀，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学者在分析太宰治自杀心理时认为，他的选择可能与“童年创伤”有关。太宰治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的一个贵族家庭，母亲从小体弱多病，排行第十的太宰治未得到父亲多少关爱，且自幼由姑母和保姆照看。这种家庭疏离感带来的敏感和脆弱或许要为他的之后的人生选择承担一部分责任，但绝不是全部原因。
正如《菊与刀》中的《洗清名声》一章所述：“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羞辱和被排斥而受伤，这使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日本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忧郁得要死，一会儿又愤怒得要命，常常为此而迷失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厌烦一切——厌烦生活圈子，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国家。这厌烦并不是由于理想可望不可即，也不是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立。他们的厌烦是一种特殊的厌倦，是一个太容易受伤的民族的病态表现。”
在《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中，日本人的厌世情绪爆发如同有毒气体的飘散，“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涯，以厘清那团阴云，是没必要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很容易受到它的攻击。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阴郁没有任何明确的由头。他们可能会抓住某个事件，作为由头；这一事件往往留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即，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这种特殊的“耻感文化”和被内化为一种毫无缘由、近乎纯粹的感伤和厌世情绪让自杀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这一点，是阅读太宰治，乃至所有以自缢、投河、服药、剖腹等方式选择自杀的作家，如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有岛武郎等作品的一个基本前提。当我们放弃带着自己民族文化成见或预设的道德立场去评判日本作家的自杀，并放弃掉我们被培养的那一套审视一个日本作家的出生、家庭、彼时的社会背景等等以为他的自杀寻找任何可作为动机的蛛丝马迹，彼らの选择才更显示出其本质意义，甚至显示出某种近乎纯粹的审美性。
在太宰治的很多作品中，他的个人印记都非常明显，如最具代表性的《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大庭叶藏，与太宰治的一生极为相似：两人都体弱多病，患有肺病，一度需要休学休养；两人都内心阴暗、认为一切事物毫无意义，却要努力扮演一个活泼有趣的人；两人都曾爱上有夫之妇并投河自杀，并以自杀辅助罪被捕，以及被送到精神病院、妻子出轨、多次自杀失败等。这种相似性让《人间失格》几乎成为太宰治的自传，这也是这个作品被频繁提及的原因。
太宰治《人间失格》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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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间失格》看作是太宰治将自己一生经历和选择的彻底交托，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中国古语说的：“命运不由天定，而是人自己造成的”。即便家庭再不接纳和理解，憑藉聪慧的头脑和伪装自己的本领，大庭叶藏也可以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而他一生的努力就是亲手毁坏自己的人生：挥霍无度，结交狐朋狗友，夜夜烂醉如泥。
而把他的自杀归咎于特定原因，如家庭因素或妻子出轨，似乎有点舍本逐末，这样反而会让太宰治一次次的“牺牲”陷入庸俗化的陷阱，这些情节性的内容在太宰治的小说中更像是他搭建的舞台，而除了广为人知的《人间失格》外，太宰治的《斜阳》与《维庸之妻》同样声名鹊起。《樱桃》赋予太宰治浪漫色彩，后两部作品围绕文人酗酒、滥情、自我毁灭的生活展开。女性角色在作品中艰辛地维持生计，但篇幅较短、意象清晰、象征性强烈，使作品更加紧凑易读。
在《人间失格》的新版线上分享会上，史航这样评价《樱桃》：“太宰治刻画人物都是无意义的躯体，制造着垃圾和污垢。丈夫离家出走，卷着一本书，在酒馆点了一大盘樱桃。他吃樱桃时想起自己从未给家里买过樱桃，孩子们也从未品尝过。他独自吃着樱桃，告诉自己：大人比孩子重要。焦虑之下涌现出各种情绪，最后化为妥协，而妥协滋生了歪理。仿佛一杯酒打翻在地，混乱不堪，却饱含着被辜负的感受。”
《菊与刀》提到，日本人重视“自己的名声的情义”。为了维护尊严，他们往往采取极端手段，与中国人“谁要是和污蔑自己的人斤斤计较，谁才是没有器量的小人”的观念截然不同。面对可能损害名誉的事情，日本人倾向于忍耐克制，甚至以死明志。太宰治的小说中存在着明显的拉扯。三岛由纪夫在《太阳与铁》一文中描述太宰治现实中的敏感和对尊严的珍视：
“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说：‘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太宰瞬间凝视我，微微动了动身子，仿佛别人捅了他一下，但随即轻微倾斜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道：‘你尽管这样说，可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呀。对不对，还是喜欢的呀！’我的有关太宰的记忆突然中断。或许也与我不好意思地匆匆告辞有关。太宰的脸从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尔后又完全消失了。”
太宰治的反应凸显了他的个人风格。如同《人间失格》中的大庭叶藏，太宰治无力面对质疑和尴尬处境，他的神经纤弱不堪。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懦弱不堪的男人：卖掉妻子的腰带来买酒、讨好有夫之妇骗取钱财、用仅剩的家产点了一盘昂贵的樱桃……在这些角色身上，几乎能感受到太宰治撕破脸皮般描写自我放逐的人物，并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斜阳》是太宰治少有的较为体面从容的故事。尽管三岛由纪夫描述，《斜阳》的发表和相关聚会“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感人且哀婉，所有人又洋洋得意于自己是时代病的代表，一种灰暗隐晦的抒情风格…...确实是太宰式的”。
《斜阳》中反复出现的象征着死亡的蛇，母女相依为命，默默观察着窗外的花、鸟与月色。由于太宰治的作品强烈指向内心，通常不必深究发生的故事时代背景。《斜阳》可能是个例外，故事背景和情感基调都与战后荒芜环境下贵族阶层的衰退和没落有关。如果说之前的作品是太宰治个人的怨恨，那么《斜阳》中衰落的是整个贵族阶层，因此它贴合时代情绪并以细腻的情感韵律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