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慕名参访了福建武夷山。1999年12月，武夷山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享有此殊荣的，我国仅有四座，除了武夷山，还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
武夷山早早便载入典籍。《唐六典》“江南道”所列诸名山中，“武夷”赫然在列，“位于建州建安县”。《方舆胜览》记载：“武夷山距离建安三十里，山间多猕猴。”《太平寰宇记》援引萧子开《建安记》云“武夷山，高达五百仞，岩石呈赤紫二色，远眺似朝霞”，表明其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建安”是唐宋时期的行政区划。如今如同思茅更名为普洱、大庸更名为张家界一样，也出现了武夷山市，其前身为崇安县。当地名胜或特产，摇身一变成为新地名，这一风气曾一度盛行于我国，如灌县更名为成都江堰、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徽州更名为黄山等，一目了然。武夷山的得名，据葛洪《神仙传》的说法：“昔有神仙降临此山，自称：‘我是武夷君，统领地仙，此地为我的仙馆。’因此得名。”朱熹《武夷图序》云：“武夷君之名，源自汉世，祭祀时用干鱼供奉，不知其究竟是哪位神祗。如今崇安有一座山名为武夷，传说便是那神祗所居。”
朱熹之所以得出这些结论，可能是因为他读过《汉书·郊祀志》，其云“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云云。有方士告知武帝：“古天子常在春天举行解祠，祭祀黄帝用枭、破镜；冥羊用羊；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武帝乃“令祠官按照方士所言举行祭祀”。颜师古注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使用这些物品祭祀黄帝的原因何在？三国名儒张晏解释道：“黄帝是五帝之首；春天是岁之始。枭是邪恶凶暴的鸟。方士们虚构妄言，声称在岁首祓除凶灾，让神仙之帝吞食邪恶凶暴的东西，使天下为恶之人彻底灭绝，不留后患。”如淳的说法则是：“汉廷命令东郡献送枭，五月五日制成枭羹赏赐百官。因枭为恶鸟，故此食之。”但对于武夷君“祀以干鱼”，却无人解释说明，想来彼时这并不是个问题。
余等此次抵达武夷山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王峰，夜幕降临时观看张艺谋等策划演出的《印象大红袍》，便以大王峰作为实景舞台的背景。演出中，有一个情节讲述了“大王”与“玉女”的爱情故事。玉女峰也是另一处著名的山峰。武夷山的这处标志性景观，前人已津津乐道。
朱熹云：“如今（武夷）山众多山峰中，最高且巍峨者，尤其称为‘大王’。半山有一小丘，难道便是（武夷）君所居住之地？”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在武夷山游玩了三天。其日记写道：“二十一日，出门崇门，寻找舟船……顺流而下三十里，看到溪畔一座山峰横卧倾斜，另一座山峰独自行耸。我惊讶地注目良久，倾斜者为幔亭峰，独耸者便是大王峰。”翌日，他还企图像登上大王峰，先“从乱箐中寻登仙石，石旁有山峰突然崛起，作仰望之态”，但“旁路穷尽，有一条梯子悬挂在绝壁之间，攀附而上，摇摇欲坠。梯子尽头得一岩……岩在峰半。寻找徐仙岩，皆为无法攀爬的石壁，下梯寻找别的道路，也找不到；攀爬石头则悬崖峭壁无处落脚，进入莽林深处则密密匝匝难以辨认。佣人走在我前面，发现了一条断裂的石磴，高声喊道找到了路，我不顾衣衫破碎，快步趋就。但还是无法前进。天色已近傍晚，于是用手抓住荆棘乱草坠落而下”，当真惊险万分。此行余等不要说登大王峰，游览“朱熹园”毕来到天游峰脚下，奈何雨越下越大，也不得不放弃了向上的念头。
玉女峰，位于清溪九曲之二曲处，又称三娘石，“山峰并肩耸立，呈现红润如玉之色”。《方舆胜览》引《古记》云：“秦时三名女子登临其上。”那便是如同阿诗玛一般化身石峰了。朱熹《九曲棹歌》将之入诗：“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复荒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辛弃疾之“玉女峰前一櫂歌，烟鬟雾髻动情波。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或与朱熹同时所作也说不定。《宋史·辛弃疾传》载：“弃疾豪放不羁、尚重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为海内知名士。”他曾经与朱熹同游武夷山，亦赋有《九曲棹歌》，玉女峰这首乃其三。朱熹还先后手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幅赠与辛弃疾，“题其二斋室”。在给友人的信中，朱熹对辛弃疾评价颇高：“辛丈相见，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辛弃疾惺惺相惜，“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余等此行山虽未攀，但参观了牛栏坑、九龙窠等著名景点。牛栏坑为武夷岩茶的重要产区之一，在地貌上且记录了“河流袭夺”的现象。九龙窠则为武夷岩茶著名品牌大红袍之母树所在，但见峭壁之上，灌木型的几株母树仍然勃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向右路标指向“水帘洞”，然因连日下雨，道路封闭。徐霞客当年去了，在他笔下，水帘洞“危崖千仞，上突出，下深嵌，泉水从岩顶坠下；岩既雄壮宽广，泉水亦高而分散，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亦为奇观！其岩高耸突出，故岩下修建小屋数间，而飞泉仍然落在屋檐之外”。
武夷山自古便是诱人之所在。《宋史·刘夔传》载，仁宗时刘夔迁工部侍郎、知福州，居然不想干了，“请解官入武夷山为道士”，只是没有得到批准。昔之武夷山，“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今之，大抵是因为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相互依存所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