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花酒”的含义
“花酒”一词根据辞书的解释为“旧时在妓院中与妓女一起饮酒宴会”。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贬义词汇。
“喝花酒”的由来至今无从考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每逢盛世国运鼎盛之际，便到了官吏、豪绅“喝花酒”的风行之时。这也反映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地位、权势、出身以及爱好和雅致。
在某些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眼中，“喝花酒”是一种摆阔气和炫耀身份的特殊举动，实则是一种浪费资源和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到了明朝，法律对此有了明确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官员可以命官妓陪酒、陪舞，但不能陪睡。如有违反，轻则打几十大板，重则革职，贬为庶民。
如果官员参加有陪酒性质的私宴，也要受到处罚：“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者，杖八十，不以失减。”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大约是明宣统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
一天，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叫齐雅秀的女子陪酒。齐雅秀为了引得众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在看《烈女传》。看《烈女传》，自然荒唐至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不料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在座众人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的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自然是‘公侯’。但‘公猴’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可谓妙不可言。
齐雅秀之所以敢大胆戏弄宰相，又不怕受到责怪或追究，只因她是宰相请来陪酒的。有了这样口齿伶俐，巧言善辩的陪酒女郎，不说给他们长脸，至少也算不上大失颜面吧。而最主要的是，在齐雅秀的眼里，别看他们个个冠冕堂皇，其实都是“沐猴而冠”。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官方对这方面监管的松懈，很多官员又开始重临红颜酒场，喝起“花酒”，与美女们打成一片。清朝康熙继位后，彻底废除了官妓制度，断了那些追求奢靡“花酒”者的念想，迫使他们转向民间或地下。
当然了，“花酒”这个称谓没什么好名声。酒是色媒人，酒过三巡，色胆包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时候，正是在“三杯酒落肚，方动春心”的时候。
崔令钦《教坊记》中的苏五奴，公然让自己能歌善舞的妻子张四娘充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喝“花酒”的人，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一门心思想尽快把苏五奴灌醉，好与张四娘鬼混。苏五奴是个明白人，不待人劝，便把话挑明“但多与钱，吃饼亦醉，不须酒也。”这就是“饮䊚亦醉”。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淳于髡善喝酒，且名声很大。齐威王就问他：“究竟喝多少酒才能醉？”
淳于髡答道：“臣喝一斗酒也能醉，喝一石酒也能醉。”
齐威王问：“你一斗就醉了，怎么可能喝一石呢？”
淳于髡说：“大王当面赏酒给我，执法官站在旁边，御史站在背后，我心惊胆战，伏地而喝，不到一斗就醉了。假如父母的朋友来家，我卷起袖子，躬着身子，奉觞敬客，而客人也不时赏我残酒，屡次举杯应酬，其时两斗即醉。如是家里来了贵客，互诉钟情，估计喝五六斗才能醉。如是乡间盛会，男女杂坐，彼此敬酒，没有时间的限制，又作六博、投壶一类的游戏，呼朋唤友，相邀成对，握手言欢不受处罚，眉目传情不遭禁止，面前有落下的耳环，背后有丢掉的发簪，在这种时候，我最开心，可以喝上八斗酒，也不过两三分醉意。”
淳于髡接着说：“天色已晚，酒席将散，酒杯碰在一起，人们靠在一起，大家促膝而坐，男女同席，鞋子木屐混杂在一起，杯盘散乱，堂屋里的蜡烛已经熄灭，主人单留住我，而把别的客人都送走，绫罗短袄的衣襟已经解开，略略闻到阵阵香味，这时我心里最为欢快，估计能喝下一石酒。”
其实，淳于髡并不是酷爱喝花酒，或是真的有那么大的酒量，他的意思是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劝告齐威王应该停止通宵达旦的这样喝酒，将精力用到处理朝政上。
历史早已退为陈迹。如今，“喝花酒”这个词不能说是褒义词，起码也可称之为中性词吧。大多数“喝花酒”的人也不仅仅限于“爱好”和“雅兴”了，它早已成为职场或商场日常交际的一种活动形式，属于“正常的工作范畴”。随着“花酒”概念、范围的日益扩大和发展，其中的“味道”越来越淡了，“交际”意味也就越来越浓了。
现在这个所谓的“花”指的就是女性，或是说，酒场上的色彩不同罢了。说白了，也就是男人与女人同一桌喝酒那点儿事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得承认眼下热衷于此项活动的还是大有人在的，而且这些人一般都是一群干事业、办大事的人。
据说，这也是有学问和精英们的文化习俗，而且这种习俗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可以说他们无事不喝酒，喝酒必有因。通常是，组织安排“花酒”的一方处于有求于人的下位，被侍奉的一方处于强势地位。一方投其所好，一方心安理得，你欢我乐，而且还要美其名曰：“工作”。这样“花酒”，有时不能不能让人感到困惑。
说起“花酒”，看似生活琐事，但它与国家的兴衰、民众的贫富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30多年间，阶级斗争和艰苦朴素的政治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统统被压制，别说“喝花酒”了，就是养点花花草草的也会遭到批判。
抛开政治因素不说，就拿我国“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来说吧，有的地方，不少老百姓把当地的树皮都扒光吃掉了。毛泽东主席等一代国家领导人都不吃肉了，平民百姓谁还有心思去“喝花酒”呢。再说了，哪个时期物质供应都是配给制，只要到了传统节日，每家才能分到半斤白酒的“酒票”。自家的“花”还没闻到酒香呢，还能去哪里“喝花酒”呀？
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喝花酒”这种形式或多或少在KTV练歌房、同学、老乡、战友聚会和商务活动中得到了体现。其功能作用也逐渐转变成了交际活动中的兴奋剂、公关场合的活性剂、感情中间的催化剂、以及不同场合的调味剂，以致成为了大众休闲娱乐的普遍行为。
既然“喝花酒”成为了大众休娱乐的普遍行为了，那么拿什么去支撑它呢？首先是有利于经济。花酒盛行，红火了酒店，提升了消费，刺激了内需，拉近了人与人的关系，有利于团结，和谐社会。同时还可以愉悦精神，使人开心尽兴，有益健康。
还有一点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