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门微妙而关键的艺术，翻译错误可能引发误解、歧义和尴尬后果。
例如，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时，当地零售商为其取名“蝌蚪啃蜡”或“口啃蝌蜡”。这些古怪的译名不仅难以理解，还令人望而生畏，严重影响了销售。
所幸，可口可乐公司悬赏征名，最终获得“可口可乐”这一绝妙译名，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翻译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翻译两种语言，它还会受到翻译所处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影响。
以中文为例，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文化同根同源，但历史原因导致语言表达习惯存在差异。这使得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翻译，出现了“一词三译”的局面。
《肖申克的救赎》在台湾译作《刺激1995》
无论人名、电影名称或其他专有名词的翻译差异，都会导致混乱和误解。有时，这些差异还会引发网友的吐槽。
例如，“sydney rock sugar”这一译名很多人会以为是一种悉尼当地美食，但事实上，它指的是一种名为“冰糖雪梨”的传统中餐。
尽管“sydney rock sugar”准确传达了“冰糖雪梨”的意思，但这一译名仅为香港和台湾人所理解，对大陆人而言十分陌生。
这是因为，“雪梨”是早期广东移民对悉尼的约定俗成称呼。台湾最初也沿用了这一译名，但在大陆的影响下，近几年才逐渐与大陆译法趋同，改用“悉尼”。
“雪梨”歌剧院
一个词的翻译往往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连，错综复杂。但其中仍有一些规律可循。
通常来说，地名和人名的翻译采用音译法，即根据外来词的发音，用对应汉字将其转换成汉词。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言盛行，外来词最早的翻译往往受到方言影响。
例如，将“Holmes”译成“福尔摩斯”的便是福建建瓯人，而吴语译者则最早将其译为“呵尔唔斯”。
《 时务报》发表的“记伛者复仇事”，我们如今一般译为“驼背人”
而提及方言，粤语无疑是其中最热捧的。
在粤语使用习惯更为强势的香港地区，一些人名地名的翻译就难免受到粤语发音的显著影响。而这些译名，也常常令内陆人感到奇异和难以理解。
除了sydney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之外，拿破仑战败之地“滑铁卢”Waterloo Road，在香港则被译为了“窝打老”。美国“好莱坞” Hollywood大在香港的译名则为荷李活。
香港的窝打老道和荷李活道
另方面，港译人名同样令内陆人摸不着头脑。诸如，时尚的球星内马尔（Neymar）、贝克汉姆（Beckham）和梅西（Messi），分别被译为了稀奇的“尼玛”、“碧咸”和“美斯”。
最让人抓狂的还是那几个“拿度”，拿度——纳达尔（Nadal）、朗拿度——罗纳尔多(Ronaldo)，朗拿甸奴——罗纳尔迪尼奥（Ronaldinho），C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
为更方便地区分两位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则更常被简称为C朗，即我们所熟知的C罗。
尼玛，美斯，C朗拿度
如果你是一位初临香港的球迷，看到这些陌生的名字也许会疑惑自己是否穿越进了平行世界。
而两地的译名差异亦闹出不少笑话。
例如，谭咏麟曾发过一条微博：“尼玛上半场独占光芒，完场后更有领袖气魄主动和敌方球员握手！”。结果此条微博一出，内陆网友一头雾水，尼玛不就是粗口和网络用语吗，谭校长怎能拿它来指代内马尔？
内陆人觉得这些译名怪异，主要原因在于对粤语发音的不熟悉。如果你用粤语读出上述这些译名，就会发现其之间的微妙之处。比如有些许女性化的港译名“美斯”，其粤语发音便与普通话梅西一模一样。
一般来说，港译比中译更为简洁。
粤语拥有完善的九声六调，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汉语的特性。而源于北京官话的普通话，仅有四调。而在韵尾发达的粤语中，收尾辅音共有-p、 –t 、–k、 –m、 –n 、–ng共6个。然而普通话的韵尾只有-n和–ng两个，比粤语少了整整4个。
故而在普通话翻译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增多一至两个字，用以翻译外语辅音。在习惯一个音节一个字翻译的内陆翻译中，外语中的某些清辅音会变重浊化。特别是在翻译音节超多的俄语名字时，普通话显得尤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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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碧咸的中文对联
和碧咸一样妙的翻译还有许多，例如伦敦的Gatwick Airport普通话会译为盖特威克机场，但粤语翻译则为“吉域机场”，其粤语发音与英语发音就十分相似。再如粤语中直接吸收的一些外来词，如lift（升降机）就写作粤语字“䢂”，读音为“lip”。
3.他们普通话与粤语发音不同只是其中一点。而事实上，在翻译规则上内地和港澳台也有些许差异。
建国以后，大陆就开始对人名地名的翻译进行规范了。除了以前留下的一些惯用的译名，内地开始使用统一的汉字进行更加标准化的翻译，逐步迈向规范化。当时具体到人名的翻译，则由新华社译名室制定，遵循较为严格的一个音节一个音的音译法，慎用意译原则。
在90年代前，新华社译名室陆续出版了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等姓名译名手册，1993年出版了近4000页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但港澳台译名相对而言就比较开放自由了，官方没有特别规范或指引译者。而译者一向以约定俗成的译法翻译，也更容易出现一人或一物多名的现象。
对于那些音译出来特别长的人名，他们也不会过于拘泥于一个音节一个音的音译法，而是适当地简化。
例如，1953就任美国总统的Dwight Eisenhower，内地的翻译是“艾森豪威尔”，台湾则译为“艾森豪”，港澳则倾向于“艾森”。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一超长名字则被简化为“斯坦尼”。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著作《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内地人名的译法会更注重“中外有别”和“名从主人”。也就是说，这种译名一出来，我们基本就能猜到名字所属之人为外国人，甚至具体到哪国人。
但在港澳台地区，情况也有所差异。除了翻译得比较开放以外，其另外的一个特点的就是倾向于用汉语的姓和名来翻译洋名。而这些中国化的译名，就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
我们在看港译名“戴卓尔”或台译名“佘契尔”，就根本无法联想到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而“夏萍”这么个富有琼瑶气息的人名，其实指的却是港译的奥黛丽·赫本。
尤其是在香港的英国官员（大臣Secretary of State级别以上），就每人都有一个中式的译名。
如果你不认识侯俊伟、卢绮婷、司徒拔、文翠珊、彭定康、麦理浩、卫奕信等人物，必然会以为这些全都是中国人。
香港政客们如此优雅的中文名，也并非香港人所译。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时，这些中国化的译名多数是由港英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1996年改组为法定语文事务署）与英国驻港商务专员公署等官方机构共同制定。而英国人给自己取中国名，也便于让中国人记忆，增加亲切感和权威感。
香港回归前历任总督名单
中国化的译名也不是港澳台的首创，这反而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地翻译界沿袭下来的。当时很多的外国人，就都有一个中式的译名。而其中一些中国化的译名也按约定俗称，不宜修改的原因留了下来，如白求恩、罗斯福、高尔基、萧伯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