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国的“五岳”，众所周知，分别是：东方泰山、西方华山、南方衡山、北方恒山、中央嵩山。人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无非是将它们作为旅游目的地，或是在影视剧中有所听闻。
1547年大明舆地图上的五岳
对于一个广阔区域来说，最高的山所栖的神灵更为强大，也就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产生了“岳”的说法。“岳”在文化上象征着至高无上，谁拥有了祭祀“岳”的权力，也就等于可以与神灵直接沟通，也就代表了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统治地合法性，历朝历代皇帝都有着祭祀“岳”的强烈意愿和需求。
我国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确定的“五岳”，是在汉宣帝的神爵元年（前61年），当时五岳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太室、北岳恒山、南岳天柱山”。从字面上看，其中四岳与今天已大体相同，南岳衡山直到北周时期，才依据《周礼》的说法，确定衡山为南岳。
其实，北岳恒山也并非汉朝最初确定的那座山，中间也经历过“更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清五岳镇图
作为帝王封禅与祭祀山岳的文本依据，是来自于《尚书》一书中所记载的上古帝王巡狩活动，其中《禹贡》篇关于恒山的记录是这么记载的：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记录了大禹自岍开始走的路程，此句又被《汉书·地理志》沿袭，颜师古注:“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上曲阳西北。”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疏“导岍及岐”句为:“《正义》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这些记录都表明自汉代以来人们就认为恒山是在“上曲阳”这一行政区域，而上曲阳正是今天河北省曲阳县的古称。
秦朝的恒山郡
并且，秦朝时所设的36郡之一的恒山郡，其覆盖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南部。位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城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级旅游景区北岳庙，则是古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所，据清康熙《曲阳县志》记载：
北岳庙，祀岳古也，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有常祀。……唐武德中祀北岳恒山于定州，牲用大牢，祠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仿，称北岳府君。开元十五年封安天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加安天元圣帝。元顺帝至元五年加安天大贞元圣帝。明洪武三年始定为北岳恒山之神，御制祭文、著之祀典，一时岳镇海渎诸神皆正其号。
清朝曲阳县志中的县城图，可见城西北部的北岳庙
清朝曲阳
原因一：宋辽战争破坏
在宋与辽的对抗期间，由于恒山附近时常爆发冲突，北岳恒山的标志性建筑均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害。
原因二：祭祀不便
古代帝王祭拜北岳时并非前往恒山山麓，而是前往位于百余里外的曲阳北岳庙。金朝在此地设立了阜平县，导致恒山与北岳庙划归了不同的辖区，给祭祀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
原因三：与京城距离遥远
自金代始，历朝首都均设于今北京市。而曲阳恒山距离北京西南约 200 公里直线距离。根据“天子居天下之中”的理念，曲阳恒山距离京城过于遥远，已不符合北岳称号的要求。只要首都处于北京，曲阳恒山失去“北岳”名号便是不可避免的。
清康熙年间的《北岳恒山图》
尽管通过现代地图，我们知晓浑源恒山与北京位于同一纬度，但在古代却并非如此。当时从京城出发前往浑源恒山，需要先北上德胜门，再经昌平、居庸关、怀来、保安州（今涿鹿）、西宁（今阳原）才能抵达。这一路线一直朝北再转向西方，给人一种前往浑源恒山的北行之感。这种路线形式上满足了北行祭祀北岳的要求，因此清初正式将“北岳”称号授予了山西浑源恒山，而河北曲阳的恒山则更名为“大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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