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个既古老又新生的节日，原名元日，其作为新年的时间定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确立，而将元日改名为春节却是近百年的事。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源远流长，汉朝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从此中国沿袭了这一历法体系长达两千余年。正月新年成为全国性的盛大节日，如史书所载：“官有朝贺，私有祭享”。在这些仪式活动中，各种家庭社会关系得到增进与更新。传统的春节，作为岁时节日体系的重心，拥有丰富的节俗内容。尽管春节在民国初年曾一度被禁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受到“革命化”的冲击，但在民众的强烈需求之下，春节依然是时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
春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了亿万中国人的情感，在国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潮涌动，城市与乡村间掀起数十亿人次的人口大迁徙，构成当代中国节日民俗的独特景观。“一年不赶，赶三十晚”，对于漂泊他乡的人来说，回家的路途或许漫长而拥挤，但他们回乡的热情却丝毫不会减退，在痛苦与快乐中前行。回家的感觉真好。那里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还有祖先的坟墓和熟悉的乡土。一旦到家，在亲情的滋润中，旅程的辛劳和烦恼便烟消云散。人们回家不仅是为了团聚和馈赠礼物，更是为了经历一场精神洗礼和关系更新，这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
春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对于那些无法回家的人来说，漂泊的失落感会油然而生。唐朝有一句诗便道出了这种心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旧时北京人过年时有吃荸荠的习俗，荸荠谐音“必齐”，寓意亲人新年团聚，即使没回来也要备上一双碗筷。在许多地方，年夜饭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鱼、肉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乐的菜肴，人们在年夜饭中更为看重的是亲情与团聚，是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精神盛宴。平日里再丰盛的美食，也比不上年饭那般香甜而有意义。过年团圆，已成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似乎不如此，心里就会觉得空落落的，无所着落。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国主体民族中传承了两千多年，如今许多少数民族也过春节，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愿望和信仰寄托在这个节日上，春节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它已被广大人民充分价值化，甚至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传统的节日民俗形态正面临着新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有人说：“过年不就是吃吗？我们现在天天过年”；也有人说：“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鞭炮不能放了，娱乐只剩下春节晚会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人们失去了以往对过年的期盼与激动。以往的热闹与温馨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在思索，有时难免精神迷茫。但许多人并非真的厌倦了传统文化，而是感觉我们在传统文化建设方面做得太少，无法满足人们新的文化需求，人们的牢骚和抱怨不正体现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渴望吗？
虽然从起源和流传历史上看，春节与农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历史是流动的，今天与过去处于同一时间之流中，传统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是动态的，它本身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优良的节俗传统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相反它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提示与辅助作用。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依然需要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温馨节日，以满足我们精神慰藉的需要，享受家庭的和睦，享受亲情的温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这样的节日内涵与形式它如何会与现代生活发生矛盾呢？要说矛盾只能是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欧美人士盛庆的圣诞节，不也是中世纪就有的节日吗，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在享用这一古老时代产生的节日呢？说到底，节日文化一旦成为传统，就具有它特定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适应了人性的需要，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无论古今，人们追求生活和谐、闲适，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人们需要闲暇，需要有与自然、社会、自我心灵的对话。匆忙的工作，需要有放松的时机来调节。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他除了一般的生理满足外，还寻求文化的归属与心灵的安顿。在信奉基督的西方社会，人们以圣诞作为盛大而神圣的节日，他们在圣诞节日仪式中获得精神愉悦。而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同样的文化功用，只是春节更充满家庭色彩，人们奉祀家族祖先，亲人聚会欢乐，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
春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呵护、珍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经营。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经营得法，它就有着巨大的文化增值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