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有顺
在阅读《梁平诗选》时，就已领略到梁平诗歌的坚实、沉稳，恰如他强壮的身体，他的诗句也颇具分量。他坦言偏爱诗中描绘事迹、刻画人物，将熟悉的事物作为写作对象，拒绝随波逐流，也不愿躲藏在词藻中自我陶醉。如今这样坚守初心的诗人，在当今时代已不多见。
长期以来，诗歌教育灌输给我们的理念，仿佛诗歌发展的方向应始终向上。诗歌创作犹如放飞风筝，只有翱翔于空中，与崇高、超越的意象相连，才能被视为正确的、优秀的诗歌。基于大地与生活根基而进行的创作，极易被视为诗歌的敌人。诗歌似乎只剩下一个导向，向上攀升，仿佛从孩提时代接受的教育一般，“天天向上”。
但我认为，诗歌的另一个维度更为至关重要：向下。故乡在下方，大地在下方，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庞在下方，严格来说，心灵也在下方——它并非高高在上的事物。唯有当诗歌与“下方”事物（大地与心灵）结盟时，才能获得真正的高度，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在下方的世界中，真正的灵魂高度得以展现，乍看之下矛盾重重，实则蕴藏着内在的真实。正如圣经所言，想要上升，必先卑微自己，就像天降之子，降卑为人。当他卑微至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深度时，上帝便让他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天堂与大地相连，越高者越与下方相通，这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虚无缥缈的伪高度并非诗歌的境界，真正的诗歌，“必定沾染几分‘地气’才能成功”。
“沾点‘地气’”，这是梁平自己的说法，甚至成为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根本导向。因而，他后来写出《重庆书》这部长达1300余行的长诗，我丝毫不觉意外。这个满怀“地气”的男子，在重庆居住了四十五载，身心早已与这片土地、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他的内心必定积淀了饱满、深厚的力量，源自大地与城市内部。他需要抒发。此前，尽管他也曾写过关于这座城市的许多短诗，但那不过是些片段，似乎不足以表达梁平对这座城市更深的理解和探索。于是，他选择了长诗，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大地与天空，城市与人，“我”与此在，都在这更为广阔的语言疆域中尽情挥洒。“重庆书”就是城市之书，就是大地之书，就是“我”的历史之书，最终，梁平渴望将其写成一本灵魂之书。
要足够长，才能为一个城市的品格和精神立传，长诗便自然成为梁平选择的表达方式。我知道，许多人不认同长诗这种形式，无论从诗歌的经验还是语言的表达，它都具有跳跃、迅捷的特质，一旦拉长，就有可能面临诗意丧失、结构混乱、精神涣散的风险。诚然，也有不少长诗陷入了这样的命运，成为堆砌无用、滥竽充数的垃圾。但读过《重庆书》之后，我却对长诗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作为一种语言和经验的缓慢形式，长诗不仅是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个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梁平语），更是对一个诗人创作耐心的证明。
创作的耐心，就是语言之耐心，叙述之耐心，精神之耐心。在我们这个加速前进的全球化时代，耐心已成为人类生活与写作中罕见的品质。
“由于缺少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卡夫卡语）在创作领域同样如此。时代追求日新月异，在许多人的眼中，写作似乎也是为了新，变化、创新和标新立异永远是文学的时髦，没有人关心我们脚下那些朴素的事物、不变的精神，仿佛时代的加速，必然导致审美的加速。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创作，在内在精神上，应当减速，它与这个以加速前进的时代背道而驰。在这个“快”成为不容置疑的神话的时代，我宁愿选择“慢”。
昆德拉有一本名为《慢》的著作，他在其中写道：“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但我认为，文学应当与速度相对，文学是缓慢的历史。慢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价值观。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存在的根基永远是那些不变的、根本的事物，也就是慢的事物。无法放慢脚步的诗人，绝不会成为优秀的诗人。“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昆德拉语）这正是我想说的，慢是诗歌的宿命，真正的诗歌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快速，而是为了让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
慢也是一种耐心。时代的耐心。
我认为《重庆书》是一部饱含写作耐心的语言成果。长诗是一种缓慢的形式，它需要诗人在经验上驻足，在精神上退却。借用梁平自己的话来说，精神需要与经验重逢。探索一个城市的品格，提炼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很容易演变为审美的加速，但经验可以使飞驰的精神慢下来。《重庆书》的经验部分与它的精神追问同样重要，或者说，《重庆书》中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精神。
但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经过现代叙事革命之后，经验已经与虚构紧密相连。任何经验都是虚构，这似乎成为了文学的常识，诗歌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写作更广泛地指向“无”，是一种纸上的语言游戏，一种心灵的假相，它渴望通过一种虚拟的叙事达到更内在的真实，这与古典主义那种对实事物的描述和记录截然不同。“无”和虚拟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文学修辞学和形式主义的泛滥，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以致今天若有人在写作中推崇真实的身体生活、具体的存在情境，便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一种落后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书》敢于面对“有”，敢于面对真实的大地和生活细节而写作，体现了一种大胆和勇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梁平才会有这样一段肺腑之言：“我也非常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我更加看重写什么。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的深刻关注，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我们的写作有了这份责任，我们就知道了该写什么。”是的，梁平面对的不是一个“无”的世界，他要书写的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本人也生活在其中数十年的具体的城市，所以他说到了“责任”，因为责任对应的一定是“实有”的世界。于是，实有世界里的实有经验便成为了《重庆书》的物质外壳，而这个城市的灵魂也在这种实有经验的提升中获得了清晰的形状。
这可能是《重庆书》中最令我关注的：如何使用旧经验。这首长诗，虽然也有抒情，“雕刻在滩涂上坚硬的号子嘹亮如初/两岸猿声啼落一代代物种灵性，一江牵挂/或者蜀风、或者楚辞，都有一脉相承的抒情”，或者，“可以看见海棠溪鲜花的人，在水上/水是船夫的天堂，可以自由成鱼/船是快乐老家，可以梦想/所有的梦被江水浸泡，都是海棠”，抒情中带着优美和雅致，《重庆书》更多的则是在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书写中，和一个城市的精神以及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灵魂出窍，这个城市离我已远/以前和现在都在弹指之间/而每时每刻，指尖发出的光芒都是她的心跳。”
读者可以轻易地发现，梁平在诗中所应用的几乎都是旧经验，不只是历史上的巴蔓子将军、钓鱼城之战、较场口事件、磁器口大轰炸、陪都、重庆谈判、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