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迈的士人自称只是一介俗人，
区别于他人的之处在于，
“我知晓自己是个俗人”。
作者：王晶晶 许晔
编辑：许晔
年逾古稀的复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今年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前不久，他和15岁小诗人姜二嫚对谈，吸引了逾600万网友观看。
他指出，阅读古诗的过程，亦是充实人生的过程，“体悟诗人的情怀、雅趣，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中国人，如何做更粹然的中国人”。
早于此，今年4月，骆玉明的一段讲课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
视频中，他提及：“女子时常被文学虚幻，文学里的描绘过于华美，颇具诱惑，颇具欺瞒性。故而我再三告诫女子，莫要沉迷文学的虚妄。”
他指出，有时候将诗写得极美的诗人，也有可能是危险之辈。
2019年，《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骆玉明。这位年迈的士人，宛如一个闲散、率性的游方僧，信步闲庭，悠然徜徉于文学的殿堂。
洒脱自适
骆玉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不少熟稔的朋友却喜爱打趣他“如魏晋人”——他颇具名士风范，所作所为恣意灑脱，谈吐不落凡尘。
年少时，魏晋遗风深深影响了骆玉明。他至火车站购票，待轮到自己方觉排错了队伍，遂告知售票员，“请随意分配本窗口的任意一张车票”，就这样，他放弃原订目的地，前往铜陵。
他热衷茶酒与围棋，亦曾为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课钦点课代表，要求：作男子，最好能棋，以解余兴。至于钦定男子的缘由，他如此解释：“我不能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一个女同窗说，喂？能否请你来一下？”
·骆玉明。图片摘自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授课多年，时有学子请他题字留念，骆玉明书写最多的便是“人情开涤，日月清朗”，这八字选自《世说新语》，东晋王胡之至吴兴郡的印渚，观赏那里的风景，不禁发出此番慨叹。
“人情一旦开朗豁达，便会领略到世界的美好；人若局限于狭隘，目之所及的世界亦将灰暗沉闷。尤其是与学子为伍，我希望他们豁达自适，意趣通达，心胸包容，善于欣赏他人的优点，乐于探究世界的美好。”
骆玉明的肺腑之言常能打动无数人。
他论《春江花月夜》，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世界意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引观江畔之月，我们便能如此想象：我确是那轮皓月翘首期盼之人。”
他谈《诗经》，说：“《诗经》是中国人的一部圭臬。生活瞬息万变，人类最本源的关怀却始终如一。”《诗经》中最美妙的篇章皆关乎爱情。三千年前的青年男女，与当今的青春少年别无二致，“只要有欲望，便会有爱情”。
他就如何对抗焦灼提出见解：“日常的冲突、日常的得失荣辱、日常的赞誉等都是社会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压迫。日日盘算得失，你的生命便会支离破碎，支离于具体的利益、具体的得失。把我们的生命与更宏大格局相互融合，体会生活，那些烦扰便会显得微不足道。历史是浩瀚进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壮阔天地。”
学者志存高远
骆玉明自幼对魏晋遗风热衷有加，但很快便跳过了放荡不羁、悲苦无端的阶段，转而追求精神明澈豁达。
上世纪90年代，他已不再愤世嫉俗，而是面露笑迎天下的慈蔼，博得学子当面调侃：“如果十年前您就有这般模样，谁还会把您当才子？”
骆玉明评价自己过往种种之为“矫揉造作”。他曾直言自己是俗人一个，区别于他人的之处在于，“我自知是个俗人”。
那次采访，谈及早年创作的一部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著作，他亦向《环球人物》记者着重指出：“我并不是个与社会格格不入之人。”他表示，对于中国，须深入理解其历史及其长期变化。
在骆玉明看来，他们的学者辈只是桥梁。“文化经历了多年的摧残，重整修复，所有人还处在这份过程中，这代人可能留存的东西并不多，但坚持着，只要能传下去，或许将来便会有人在史册中留下些许印记。”
骆玉明：作家
骆玉明的求学和任教经历可谓特殊。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阅读上，上课也偷偷看书。
中学时，他在插队期间，勤奋耕种，身体瘦小却担负重担。他的努力为他赢得了大学推荐名额。
第一次体检不合格后，骆玉明考上了复旦的工农兵研究生。1975年入学，1977年毕业。
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的人回到原单位，而没有单位的则留在复旦。“初中没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任教，这就是那个奇特的年代和经历。”
刚进复旦，骆玉明觉得自己缺乏系统教育，十分担忧。后来发现还好，因为读过的书比其他同学多。
他从小痴迷阅读，为了躲避母亲叫他做事，躲在墙缝里，无人能找到他。
插队时，知青们在体力劳动之外十分无聊，骆玉明也被空虚压迫着。但如果能找到书读，从书中思考一些事情，不管是否能想明白，生活就不会那么乏味。
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老一辈学者很多，朱东润、郭绍虞、陈子展、蒋天枢、赵景深……老先生们各具个性。
骆玉明的导师是王运熙先生，毕业留校后，又被作为青年教师派去跟随朱东润先生读书。每次去图书馆看书，骆玉明都场面壮观——需要同时摊开多本桌上，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却要站着走动。
他还跟随过章培恒先生。三位老师，朱先生威严而亲切，章先生思想敏锐而明快，王先生最温和。但骆玉明也最怕见王先生，“他特别细腻，每个问题都问得很仔细”。
“我对我的那一辈老师们非常有感情。我知道他们总是守着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念头，做一个读书人就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使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从我的老师们身上得到的最大的启示。”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在复旦乃至整个学界，骆玉明被认为是“怪胎”型学者。
“我跟很多大学里的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学术研究放在前面，我则只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学术是要在一个领域不断深挖的，像挖一口井一样，我则觉得长期在一个专门领域内搞研究会破坏我读书的乐趣。”
这样的骆玉明很受学生喜欢。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给本科生开了两门课程，一个是古代文学史，一个是《世说新语精读》。他的课，教室里总是满满当当，地上都坐满了人。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骆玉明总是匆匆忙忙地奔来上课，讲课时风采毕现。
“把切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丰富的知识学问之中，使得已经死去了的历史、人物复活过来，歌哭谈笑，淋漓尽致，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我们中间。”
学者张新颖现在和骆玉明是复旦中文系的同事，但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做学生听骆老师讲课时的那种酣畅淋漓。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骆玉明最喜欢的是司马迁和鲁迅。前者叩问生死大义，生命空间无比开阔。后者则带给他很多共鸣与感动。
鲁迅也非常爱好魏晋。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说他爱好托尔斯泰、尼采的学说，而文章颇得魏晋风神熏染。
“我最初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闰土让人那么感动，后来忽然之间领会到那是两个场景的对照，一个是少年活泼的美，黄澄澄的月亮下，带着银闪闪的项圈的少年，拿着一柄叉在刺猹；后来再见，却是那样一副景象。生命还没有展开，就萎缩了。”
骆玉明曾说：“现代科技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幻梦，而商业文明则培养了精明实在的计较。古典的飘逸散淡作为生活态度大概是再也不可能了。我无意夸张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也素不以守卫传统文化为己任，只是从个人经验说，觉得在焦虑烦躁的时分，偶尔能回到文学、回到诗意的心情，还是好的。”
不久前，他在接受《视觉志》采访时说，自己很喜欢鲁迅晚年说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句话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慨，因为它很朴素，但是讲出了很深刻的东西：这世上所有人的困境和苦难和我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关注这个社会，关注生活，关注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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