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光圀与《大日本史》：一场政治投机的文化闹剧？
德川光圀
《大日本史》，一部被视为尊皇思想代表作的史书，其宣扬的尊皇斥霸思想对明治维新后的倒幕运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部著作的编撰者，竟然是江户幕府三巨头之一水户藩的藩主德川光圀。这位身份特殊的藩主，究竟是何原因要编撰这样一部看似“反动”的史书？真的是如部分学者所言，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要“革自家之命”吗？
要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需要回顾德川光圀所处的时代背景。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实行“亲藩”和“谱代”分封制度，其中，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被分封到尾张、纪伊、水户三地，史称“御三家”。作为御三家之一的继承人，德川光圀的身份地位仅次于幕府将军。光圀的上位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并非父亲的嫡长子，而是凭借着母亲的出身才得以“越兄承嗣”，继承了藩主之位。这一经历，使得他在藩内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急需做出一番政绩来赢得支持。
德川家
幕府学官林氏编撰的《本朝通鉴》中提出的“吴太伯始祖说”引起了光圀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突破口。于是，他开始大肆宣扬林氏“以异国人士为日本皇族”，是“无视君臣之义”的“日奸”行为，并决定亲自编撰一部史书，以正视听。
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光圀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制定了“据实阙疑、正闰皇统、是非人臣”的原则。这三条原则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标榜要“据实”，另一方面又要“正闰皇统”，这就使得他在处理日本南北朝问题时陷入困境。对于“阙史八代”等神话传说，他也是照单全收，并将其作为“日本国体”的依据。对于日本历史上向中国朝贡的历史，他也刻意回避或歪曲，将中日关系描绘成“平等”的“消息互通”。
伯夷、叔齐采薇
日本学界有人将光圀比作中国古代的伯夷叔齐，认为他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才编撰了《大日本史》。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光圀的动并非如此单纯。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投机者，利用编撰史书的机会，宣扬尊皇思想，打击政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他所塑造的“尊皇斥霸”形象，与其说是出于真心，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闹剧。
德川光圀
《大日本史》的影响力并非完全来自于光圀的政治目的。该书历时百年编撰，汇集了大量史料，对日本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史实错误。在阅读和研究《大日本史》时，我们必须保持批判性的思维，不能被其表面上的“客观”和“权威”所迷惑。
幕府儒官林罗山
水户藩学
日本国体与文化侵略的根源：从《大日本史》到尊皇倒幕
德川光圀编撰的《大日本史》，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南朝的《神皇正统记》。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指出，《神皇正统记》标志着日本皇国思想的飞跃，而《大日本史》继承了这一思想，充满了强烈的皇国和神道色彩。
《大日本史》最显著的特点是尊日贬外。书中不仅延续了对朝鲜千年的嘲讽和歧视，更将中国列为“藩国”，与平安朝史书中中日平等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光圀之所以如此 audacious ，是因为他将明清鼎革视为明人对日本“天朝”文化的仰慕，将东渡的明人称为“归化人”。
光圀编撰《大日本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强调其万世一系的特征，并将其与海外“诸藩”频繁的革命形成对比。他试图以此证明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并借此批判儒学和中华文化，将矛头指向水户藩内的儒官林家，以日本觉醒第一人自居，巩固自身统治。
《大日本史》的影响在江户中期逐渐显现。长期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日本国学兴起，日本人开始彻底否定儒学和中华文化，将其视为糟粕。《大日本史》被奉为经典，各种舆论鼓吹日本是“皇国”，拥有“优秀的国体”和“万世一系”的天皇 lineage 。
宝利、明和年间，以《大日本史》为依据的尊皇论出现，宣扬“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可悉为（日本之）郡县，万国之君长可悉为（天皇之）臣仆”。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最终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尊皇倒幕思想的兴起，并最终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统治。由此可见，《大日本史》的影响之深远，德川光圀的作用之巨大。
参考资料：
小倉芳彦：《近世史論集》，岩波書店，1973 年
芳賀登：《近代水戸学研究史》，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96 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