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创作动机，源于我1930年春回到上海的所见所闻。当时，汪精卫正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正酣，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也十分高涨。我因为眼疾，医生嘱咐我不要看书，因此只能静心养病，闲来无事便四处走动。
我与上海各界人士交往频繁，听闻了很多关于社会现象的见闻。这些经历让我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
1930年春，世界经济恐慌蔓延至上海，民族资本家受到外资压迫和经济恐慌的威胁，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导致工人运动日益激烈。这一现象让我更加坚定了写作的决心。
茅 盾（1896—1981）
我决定用小说的形式展现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一是民族工业在经济侵略和世界经济恐慌的双重压力下，为了自保而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是工人阶级因此而展开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三是南北大战和农村经济破产，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工业的不安定。
这三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我想要通过小说，形象地展现这一复杂关系，并回答托派提出的论点：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在半殖民地背景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一些人拥有像法国资产阶级一样的性格，但他们最终将走向失败，因为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走向买办化；要么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他们选择了这两条路。
我从1931年暑假前开始写作《子夜》。冬天和夏天我不常写作，所以1930年冬天我整理了材料，写了详细的大纲，列出了人物表，并对每个角色的性格、教养和发展方向做了详细的计划。之后，我按故事顺序又写了每个章节的大纲，最后才开始正式写作。我当初的计划是描写农村和都市，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导致资金流向都市，然而这并没有促进都市工业的发展，反而加速了市场的不安定性。资金没有投入生产，而是流向了投机市场。我原本打算将这些情况写成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在写完前几章后，由于夏季酷暑难耐，我不得不暂停写作。
直到“一二.八”事件后，我才完成了这部小说。由于之前停笔，我的兴趣和勇气都减弱了，再加上写完的内容让我感到不满意，我决定缩小原定的写作范围，只描写都市，不再涉及农村。我将都市部分的“投机市场”、“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能够出版，我不得不隐去一些革命者的活动，用暗示和侧面描写来代替。不过读者仍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革命者的活动，比如与黄色工会斗争等事件。
选择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并非偶然。这源于我对丝厂的熟悉程度，以及丝厂在沟通农村与都市中的关键作用。1928年至1929年丝价暴跌，连带影响了茧价，城市和农村都陷入经济危机。
《子夜》的写作方法是先构思人物，列出人物表，确定每个人的性格发展和相互关系，然后拟定故事大纲，将其分章分段，使之相互呼应。这种方法并非原创，而是借鉴了巴尔扎克的写作手法。巴尔扎克最初想成为书坊老板，但最终因赔钱而被迫写小说以偿还债务。为了按时交稿，他采取了先写简要大纲，然后逐段填充的方式。我虽然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急迫，但也借鉴了他的方法，有时会先写一两千字的大纲，再将其扩展成一两万字的章节。
《子夜》第一章讲述了吴老太爷从农村来到都市，因中风而死。吴老太爷就像“古老的僵尸”，一接触阳光和空气就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懂经济学的人应该明白其中的含义。第二章则以吴老太爷的丧事为背景，将《子夜》中的重要人物一一亮相，引出多个线索，并交叉发展。在结构技巧上，我尽量避免平淡，但也不能过于刻意，以免显得不自然。
图片来源：《子夜》电影剧照
本文为茅盾《子夜》后记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