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陈胜在陈胜在大泽乡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吁，激起了农民起义的强烈反抗，进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许多人认为，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不仅打破了贵族在政治上垄断的局面，也代表了平民参与政治的开始。
从历时角度来看，陈胜的这句话固然具有很强的鼓动作用，符合当时的历史意义；但是从微时角度，陈胜的这句话却并不准确，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历史记载表明，第一位平民政治家可能是姜子牙。相传，姜子牙家道中落，曾做过屠夫和开过旅馆，还因家贫而为入赘为婿。虽然年已七十，仍游猎度日，但就是这样一位穷困潦倒的老人，却在后来的日子里叱咤风云：周文王尊他为太师，称其为太公望；周武王尊称为师尚父，委以军事统帅重任；周武王灭商后，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建立了齐国。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成为帝国二号人物，无疑验证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
甲骨文的发现表明，“姜”字的本义是女羌人，并不代表姓氏，“羌”字本是指被俘的男羌人。商朝末期，“姜”字可能演化为姓氏，“羌”字成为部落名称。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姜子牙可能并不属于一般平民，很可能代表了羌人的利益，所以周人才会如此重视他。也就是说，姜子牙受到重用的前提并非其才华，而是其特殊身份和在羌人中的地位，因此当时仍处于“王侯将相，有种乎？”的时代。
甲骨卜辞中的“民”字是一个被刺瞎一只眼睛的奴隶，“人”字与“夷”、“尸”字相通，一般用于指投降的被征服部族，地位低下，甚至可以作为“人牲”。也就是说，在商朝，“王侯将相”确实有种，他们与“民”、“人”不在同一层面。商朝统治者不会重用“民”、“人”阶层中的人才，因为这将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比如纣王任用几位地位低下的“小臣”，也被比干、周武王等视为其四大罪状之一。
从西周到春秋晚期，史书上记载的王侯将相，几乎都是贵族后裔，即使家道败落，也曾有过显赫的祖先。我们熟知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得奴隶百里奚，实际上百里奚是春秋虞国大夫，晋国灭掉虞国后百里奚才沦为奴隶。秦穆公任用百里奚为相，只是延续了“王侯将相，有种乎？”的做法。百里奚等曾经的王侯将相沦为奴隶，从另一方面表明“王侯将相”的确无种了。
春秋晚期，由于长期战乱，许多诸侯国遭到灭亡，大量王侯将相沦为平民甚至奴隶。以前被贵族垄断的知识开始下沉，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高素质人才，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办私学，提升了平民阶层的素质，进一步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孔子的伟大需要透过具体的年代来考察。也就是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民”不再是愚昧无知的杂草，不再是缺乏学识的底层民众。
由于列国兼并激烈，许多诸侯国开始重视人才。孔子的许多弟子虽然出身平民，但后来都担任了重要官职，如子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平民即使能力出众，不仅不可能担任王侯将相等要职，而且在担任一般官职时也要接受更多的考验。孙武就是典型的例子：伍子胥在吴国没有经过考验就能担任高官，而地位较低的孙武却要通过练兵考试。
战国时期，战争残酷升级，灭国的危机笼罩着各国。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国家强大，避免在残酷的战争中被灭亡，战国七雄相继变法，没有变法或变法力度小的国家后来基本都被陆续灭亡。尤其重要的是，七国变法的内容中，几乎都包括重视人才和选拔有能力者。
魏国第一个变法，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史称“李悝变法”。第一条是废除奴隶制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选拔官员，取消旧贵族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和发展生产。秦国的商鞅变法的主张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即使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只要不断立下军功，也能升到高位。齐国邹忌变法，邹忌本身就不是什么显贵，“以鼓琴见威王”而得到重用，他本人非常注重推荐人才，变法内容中有“谨择君子”这一条。楚国的吴起变法，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燕国的乐毅改革或燕昭王改革，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只将官爵和俸禄授予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提到“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而申不害本人是“郑之贱吏”，韩国灭郑后成为韩国低级官员，最终却为相15年。唯一没有明确提到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是赵国的胡服骑射。
通过战国七雄的变法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打破了严格的贵族血统论，中国社会的阶层不再固化，下层有能力者可以通过努力和才华成为高官，甚至成为帝国一人之下的宰相。申不害、商鞅、庞涓、孙膑、李斯、苏秦、张仪等，最初社会地位都不高，但通过努力，他们都成为了高官显贵。
经过变法之后，如果说关东六国的阶层固化还很强的话，那么秦国对阶层固化的破坏就更加彻底了。原本，秦国就有广纳天下英才的传统；变法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只要是能使用的人才，秦国国君一般都会使用。即使是吕不韦这样的商人也能担任宰相；张仪、李斯原本地位都很低下，后来在官场历练中，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最终成为秦国宰相。
尽管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时代背景和秦国国情下并不完全准确，但他以此激起了民众反抗暴秦的野心和决心。从战国到秦末这段时间来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平民参政时代即将开启。
秦朝以后，贵族政治与平民参政相互作用，持续了上千年。直到宋朝，平民参政才成为主流，而贵族身份在政坛上的敏感性也随之增加。
汉朝推行“察举制”，突破了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地方官员在辖区内选拔品学兼优者推荐给中央，由中央考核任命。这为底层能力者提供了晋升的渠道。
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重视能力而非德行。这是中国用人制度的重大进步。魏晋时期，门阀控制了政治，非门阀人士难以晋升高位。直到隋唐时期，门阀对皇权构成威胁。隋唐皇帝推行科举制，吸纳寒门子弟与门阀士族对抗，牛李党争就是这一斗争的体现。唐末黄巢起义灭掉许多豪门大族，导致士族势力衰落。
宋朝以后，科举制完善并普及，寒门子弟逐渐成为主流。只要有才能，平民也能“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选拔“有能力之人”成为君臣共识，这一共识至今仍延续。
数千年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一个重要因素。近代以前，欧洲一直是贵族政治，阶层固化严重。直到法国大革命，旧的阶层制度才逐渐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与陈胜吴广起义一样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说，王侯将相无种时代早在战国初期就已到来，比陈胜吴广起义早了200多年。陈胜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虽有历史意义，但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它更反映了陈胜迅速成为王侯将相的野心，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暴富”心态可能是陈胜昙花一现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