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主编的著作《中国六大政治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共有六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这六位都是改革家，致力于通过政治和经济变革，构建新的生态系统，以改善国家的力量、军队实力和人民的福祉。其中，管仲和商鞅的改革富有成效，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余四位的改革效果较小，对后世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
北宋初期，有位杰出人物名叫赵普，他类似于汉初的萧何。他有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广为流传。《论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如同《圣经》对于欧洲人一样重要。它汇集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由于从汉朝到明清时期，儒学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子在文化形态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从《论语》的内容来看，孔子最崇拜的人物是谁？答案是管仲。请看原文：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中，子路说道：“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殉死，而管仲却没有殉死。”子路疑惑地问道：“管仲算得上仁德之人吗？”孔子回答道：“桓公能够九合诸侯，而不用兵车，都是管仲的功劳。这样的成就难道不是仁德吗？”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君子吗？桓公杀公子纠时，他没有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道：“管仲身为齐桓公的宰相，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们至今仍然享受着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还要遭受蛮夷的侵扰。难道匹夫匹妇的轻义小信能与管仲的功业相比吗？他们自杀于沟壑之中，却无人知晓。”孔子看重的是管仲的事业成就，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论语》中，无人能出其右。
اولین人物将“礼仪廉耻”提升到国家管理的层面，并将其作为构建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础，正是这位管仲。
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首先产生了要求，即区分血缘，建立亲疏等级，划分家庭，确立长幼秩序。在社会管理和交往中，其文化形态便是懂得礼仪，知晓廉耻。
《管子·牧民》中写道：“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就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的出处。管仲对“礼仪廉耻”的解释是：“礼不逾节，义不妄行，廉不掩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妄行，则民无巧诈；不掩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其基本含义是：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一定的分寸，义要求人们不自我标榜，廉要求人们不掩饰自己的过失，耻要求人们心怀羞耻，不与邪恶为伍。做到这四点，就能避免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
中国人在管理上长久以来崇尚人治，而不是法治，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创始阶段就将礼义廉耻置于重要位置，强调自我约束、自律自觉、自珍自爱以及修养修性。
在当代人的观念意识中，“礼义廉耻”所占分量几何？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是否仍需“礼义廉耻”？换句话说，“礼义廉耻”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好人吃亏，坏人得利，讲原则的人不如不讲原则的人，顾及脸面的利益赶不上不顾脸面的人，诈骗发展成为产业，扶助他人的人可能反受其害，诸如此类，层出不穷。笔者对此感到困惑，非常期待各位高人的指点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