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民歌唱响千年，不绝如缕，实属不易。何况能青史流芳，更属凤毛麟角。而《敕勒歌》无论是文论还是史书，无论古今中外，都能频频登场，广为流传，实属文化盛景。
《敕勒歌》最早载于唐代李百药之《北齐书》。这位李百药不仅是史家，更是一代名诗人。唐代另一史家李延寿编修《北史》时，也收录了《敕勒歌》。可见唐代诗坛巨擘、史学大家对其推崇备至，置于史书之上，足见《敕勒歌》在大唐这“诗的国度”中的崇高地位。
受《敕勒歌》影响，唐代多有诗人吟咏敕勒风情，如李白的《昭君怨》、王昌龄的《出塞》、张仲素的《王昭君》等。连才华横溢而被时人誉为“温八叉”的温庭筠，也专作一首《敕勒歌》。
宋代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第159卷“梁纪十五”）中，也对《敕勒歌》大加推崇。此书乃北宋史学巨制，影响深远。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将《敕勒歌》全身收录，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匪浅。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对《敕勒歌》多有记述。
至于明清以来的古诗辑录和现代古诗选本、教科书等，几乎无不收录此歌。甚至日本、韩国等海外学者也对《敕勒歌》颇感兴趣，著书评论。可见千年来，《敕勒歌》受到无数人的关注和赞誉，流传至今，永葆活力。
回溯《敕勒歌》的诸多论著评述，不少将之归为田园风、山水诗。更有学者认为其仅写天地牛羊，却忽略了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敕勒歌》实乃一首心灵之歌。虽字面未及人，但天地牛羊皆是敕勒人的视角，折射出游牧民族的情感世界，展现其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草原家园的热爱，更寄寓着他们心怀苍穹、奔放洒脱的豪侠气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于敕勒人而言，天空再广阔、再遥远，也不过是他们的毡帐，这何等大气魄、豪襟怀！敕勒人以天为家，逐水草而居，天地乾坤间，遂成其流浪之乡，而《敕勒歌》正是游牧民族天下观的生动体现。
将《敕勒歌》归入山水诗、田园诗范畴固然无错，但其与谢灵运、陶渊明之山水田园诗歌迥然不同。谢、陶诗歌中寄情山水，更多表现的是 仕途失意后的苦闷忧郁，抒发的是文人的落寞情怀、归隐避世的悠然心态。虽不乏积极意义，但格局相对狭窄，近乎逃避现实、寻觅避难所之感。而《敕勒歌》则不然，其辽阔苍茫、豪放壮阔，抒发的是一种大众情怀、天下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