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是现今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如今在中国仅在云南西双版纳才能见到野生大象。在先秦古籍，如《禹贡》和《周礼·职方》中，河南一带被称为“豫州”。“豫”字从象，豫声，指代着人牵着大象的形象。考古发现佐证了这一说法。1935年，考古人员在殷墟，今河南安阳，进行发掘时，在王陵东区祭祀坑中发现了三个象坑，每个坑中都埋葬着一头大象。其中一个象坑还埋葬着一只小猪，大象的脊背上还系着铜铃。殷商甲骨文卜辞中也有“只象”，即“获象”和“眚象”，即“猎象”的记载，以及众多材质各异的亚洲象雕刻。这些证据表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殷墟一带存在野生大象。
“商人服象”
商代的中原人与大象长期共存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言：“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象牙的洁白柔滑、坚韧质地使其成为古人眼中的珍贵工艺品材料。1976年，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象牙制品，其中一对商代兽面纹嵌松石象牙杯，即“夔龙纹象牙杯”，精美绝伦，堪称国宝，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考古博物馆，是极为罕见的商代象牙酒器珍品。按照《史记》的说法，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忧心忡忡，认为这将导致奢侈之风盛行，最终导致亡国。史实也证明了箕子的预言，纣王沉迷享乐，最终导致商朝灭亡。
除了象牙之外，大象作为陆地上的最大动物，体型庞大，力大无穷，性情温顺，易于驯化，人们期盼着大象能够帮助他们进行生产劳动。《帝王世纪》记载：“舜葬苍梧，下有群像常为之耕。”又云：“禹葬会稽，祠下有群象耕田。”陆龟蒙在《象耕鸟耘辨》里也说：“世谓舜之在下也，田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舜是上古帝王，关于“象为舜耕”的记载是关于大象从事农业生产最早的记录。所谓的“象耕”并非后世所理解的如牛耕一样的耕地，而是“象自蹈土……壤糜泥易，人随种之”。春天，野生动物前往沼泽和湿地觅食，在这些地方留下了稀烂的泥土，古人便在这些地方撒下种子进行耕种。
尽管“象耕”只是一个传说，但在20世纪，人们在殷墟有了重大发现。1935年，在发掘出两个象坑的还发现“象背后埋1人，俯身”，这位随葬者很可能是驯象人或驭象人。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两只圆雕玉象，“作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内卷成圆孔，口呈三角形，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肥硕，四肢粗短，尾下垂。身、足饰云纹，背、尾饰节状纹”。其憨态可掬的形态，明显是以驯象为原型的雕刻工艺品。1978年，在殷墟王陵区象坑出土的大象，体高1.6米、身长2米，门齿尚未长出，是一头幼象。身上系有铜铃，推测它可能是一头已经驯服的小象。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原的古人就已经开始驯化大象，也就是所谓的“商人服象”。
商代人如何驯化大象，已不可考。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不外乎食物诱导和暴力强制两种方式。宋代吴萃在《视听钞》中记载：“象性嗜酒，闻酒香辄破屋壁，入饮之。独畏烟火光，用长竿接燃火把，即去。”人们利用大象嗜酒、怕火的特性，可以用食物等诱导其进行驯化。也有强制手段。宋人陆佃在《埤雅》里记载：“服驯巨象，以小斧刃斫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也讲：“凡制象，必以钩。象奴正跨其颈，以铁钩钩其头。欲其左，钩头之右，欲右钩左，欲却钩额，欲前不钩，欲其跪伏，以钩正按其脑，按之痛则号鸣。”实际上，食物诱惑和暴力强制手段往往并存，这很容易理解。
驯化的大象被人类利用。在甲骨文中，“为”字是象形字，由“爪”和“象”两部分组成，暗示着当时的人们牵着大象从事劳作。大象用脚趾走路，对道路没有要求，在古代路况不佳的条件下，利用大象驮运货物自然是一个好主意。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了大象可以载人载物，负重致远：“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又云南豪族，家多畜象，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马。”
大象身躯庞大，力大无穷，又有灵活的鼻子，能够进行一些技巧性的工作。这两个优势使得大象可以起到当今“起重机”或“推土机”的作用。明代谢肇淛在著名的笔记小说《五杂俎》中提道：“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上山则跪前足；下山则跪后足，稳不可言。”可见，驯化后的大象是多么温顺有用。
战象传奇
古代人很早就发现大象体型巨大，就像一座移动的堡垒，在战争中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它们冲锋时速可达40多公里，超过人类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一旦冲入敌军阵营，便肆意践踏，挥舞象牙横冲直撞，不仅能在敌军中制造惊恐和慌乱，还能利用马匹对大象气味的敏感，令敌军战马受惊失蹄。战象皮厚，不易受伤，即使步兵的长矛阵也很难抵挡。军队中便出现了专门的“战象”兵种。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马叙伦在《吕氏春秋记》中解释：“商人以其先世驾牛马之具用之于象，故曰‘服象’。以象战，故曰‘为虐’。”
早期的战象主要利用其庞大的身躯冲击敌军阵地。《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载：“刘文公合诸侯谋伐楚……王（楚昭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这种战法是在大象尾部绑上易燃物质，点燃后，利用燃烧的象尾冲击敌军。东汉时期，王莽也曾“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但只是用来壮声势，并未真正用于实战。古代行军作战中，珍禽猛兽往往被视为军队威武的象征。
除了作战用途，大象由于体型庞大、仪态庄严，也常用于帝王的仪仗中，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被称作“仪象”。象征着帝王生前仪卫的帝陵神道石像中也有大象。比如南京明孝陵神道东段排列的六种石兽中就有大象，并且以象为最大，重达80吨，这段神道被称为石象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经过专业训练、配备战斗装备的正规战象。《汉书·大宛传》最早提到：“身毒国，其人乘象以战。”身毒国即史书记载的印度，素以盛产大象闻名。印度各地的统治者都将战象视为胜利的象征，并寄希望于它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难陀王朝（前364—前324）拥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和3000头战象组成的庞大军队。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听说摩揭陀国（位于今孟加拉国一带）拥有8万骑兵、20万步兵、8000战车，尤其是6000头战象时，便拒绝继续向印度中央地带进军，迎战如此庞大的战象群。
正规的战象配备有象奴（类似战车上的驭手），《本草纲目》说：“使象奴牧之，制之以钩，左右前后罔不如命也”。象奴可以用铁钩控制大象的行动，使它们服从命令。没有象奴，战象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人们还会在象背上安置一座竹楼，骑乘者就在楼里，里面还有弓箭手和标，指挥战象战斗。明代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里提道：“战斗惟集后阵，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鸟铳当前，牌次之，枪又次之，象继枪后。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华人马未经习练者，见象必精怖辟易，彼得乘其乱也。”
战象这种“秘密武器”使用不当也会弄巧成拙，伤及自身。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记载，南北朝时期，梁军在与北周的战斗中，用战象作战，结果被杨忠射中后，战象反而向自己军队方向逃窜。
由于战象获取不易，并且存在着一些缺点，因此象兵从未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兵种，古代兵制中关于象兵的设置也语焉不详。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象在中国人眼中变得越来越陌生。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李渔在其著名戏剧《风筝误》中有一段幽默对白：“我想中国所少的，只有一个象战。孤家已曾蓄有猛象数百，铁骑三千。象阵前驱，骑兵继进，以此制敌，何愁不坐取中原。”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元史·缅传》记载，元军征缅时，遭遇缅军“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元军仅有七百人，实力悬殊，而缅军装备精良，“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置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击刺”。战斗结果是元军损失惨重，而缅军“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李渔的说法不过是戏言而已。
“太平有象”
除了作战和生产，古人也用大象进行娱乐。汉武帝在长安西面修建建章宫，其西有“数十里虎圈”，汉元帝曾“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可见汉朝皇室不仅饲养猛兽，还设置有专门的斗兽场地。史料记载虽然只提到驯虎，但驯象也并非不可能。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面右侧是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执钩驯象，左侧有一猛虎，反映出当时有驯象、驯虎的马戏表演。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南越国进献驯象时，贵族百姓皆视为祥瑞。班固《白虎通义·礼乐》有云：“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在汉代画像石中，象旁边也经常装饰有祥云、异兽、瑞鸟，可见大象与祥云、异兽、瑞鸟一样被视为祥瑞的象征。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在佛教文化中，大象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动物。这与佛教发源于盛产大象的南亚次大陆息息相关。相传释迦牟尼佛祖降生之时，乘坐六牙白象，降临于摩耶夫人的胎内。佛母摩耶夫人感孕，于二月八日，在蓝毗尼园一棵无忧树下诞下太子，即释迦牟尼。关于释迦牟尼入胎的佛传故事，有“化作白象”和“乘骑白象”两种说法。敦煌莫高窟第329窟的壁画中，描绘了“乘象入胎”的场景，画面中六牙白象装饰华丽，前方有祥龙引导，后方有雷神护卫，左右还有菩萨相随。白象周围，祥云飘舞，莲花摇曳，象蹄下有力士托举，象鼻上装饰着花朵，象牙上还有乐师在翩翩起舞。
除佛祖之外，大象还被广泛用作佛菩萨的坐骑。以大象为坐骑的菩萨和佛陀有很多，例如普贤菩萨、普贤延命菩萨、金刚萨埵菩萨、金刚界阿閟佛、帝释天等等。《法华经》中提到，普贤菩萨的坐骑是一头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跓地。其七支下生七莲华。象色鲜白，白中上者，颇梨雪山不得为比……象鼻有华，其茎譬如真珍珠色，其华金色含而未敷。”作为佛与菩萨的象征，大象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神圣、高贵、强大、吉祥和圆满的寓意。
唐代以后，受汉藏文化交流的影响，藏传佛教中的“轮王七珍”概念也传入内地。所谓“轮王七珍”，指的是“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千子具足，勇健雄猛”。其中“白象宝”是与转轮王出世相关的宝物，它可以“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传入内地后，衍生出象驮宝瓶、“太平（瓶）有象”的说法。南宋诗人陆游曾在诗中写道：“太平有象天人识，南陌东阡捣麦香”，以此寓意河清海晏、民康物阜。这也被认为是“太平有象”一词的起源。
明清宫廷中，常见有铜、玉、瓷等材质的“太平有象”器物，这些器物或摆放在案台之上，或陈列于厅堂之中，表达了帝王对“四海升平、吉祥平安”的太平盛世的追求。故宫宁寿宫皇极殿内就有两尊白象背负着精美花瓶，正是“太平有象”。《大清会典》中对宁寿宫宝象有如下描述：
“络首钩鹰鞦攀，皆编黄绒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
作为“太平有象”的典型代表，象与瓶的组合器物在清宫中不胜枚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錾胎珐琅太平有象香炉。太平有象器中大象所驮之瓶主要为将军罐、出戟尊、罍，有时瓶内还会插戟、铜钱、如意，戟寓意“升级”、铜钱指“钱财滚滚”、如意为“吉祥如意”。在清代帝王中，乾隆皇帝最有趣。他在一方“太平有象”砚上题诗：“刻作太平称有象，斯之未信敢心宽”，对“太平有象”能带来安康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将“太平有象”器陈设在坤宁宫、养心殿、静怡轩等处……直至今日，在传统文化中，“太平有象”依然是非常吉祥的图案，深受人们喜爱。
参考文献：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
查茂盈《中国象文化研究》；
李冀《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
袁博昊《清代宫廷艺术中“太平有象”形象探析》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3月上，原标题为《太平有象 中国文化中的大象》，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