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经常会问道，忽必烈与成吉思汗是什么关系，答案很简单，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亲孙。
成吉思汗，世界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本名铁木真，孛儿只斤氏，姓孛儿只斤，蒙古族，元朝尊其为庙号太祖。蒙语中，“成吉思”意为“大海”，赞其胸怀气度如海。
忽必烈，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元朝的开国皇帝，被蒙古人尊称为“薛禅汗”，同时也是蒙古的第五任大汗。他是拖雷的第四子，而拖雷正为成吉思汗幼子与第四子。生于1215年9月23日，卒于1294年2月18日。
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为蒙古帝国大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在位期间，征战范围西达黑海沿岸，东括几乎整个东亚，成就了世界史上横跨欧亚两洲的著名帝国之一。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所建立的蒙元帝国包含了中国本土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疆域东始朝鲜半岛，西达巴尔干地区，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为三千万平方公里，征服的版图覆盖了今日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三十多亿人口，其中就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等诸多世界古国，它们在蒙元帝国的铁蹄面前皆无法抗衡。
1995年12月31日，成吉思汗被美国《时间周刊》评选为“千年风云第一人”。该评选以“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千年（1000—1999年）中，何人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为标准进行。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役，建立起庞大的蒙元帝国，联通了东方与西方，“千年第一人”之名实至名归。
蒙古帝国的疆域
何以蒙古人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就征服了比罗马人用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要多的土地和臣民？
成吉思汗曾问长子孛儿只斤·术赤，人生何事最乐？孛儿只斤·术赤以春日骑马狩猎为乐作答。成吉思汗则说，不然，乃征服敌人，夺其所有，见其亲人哀泣，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
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渲染失当的描述是对其贬低，这是他借文人之笔传播恐惧，从而加速征服的有效手段。蒙古人正是在利用恐怖宣传来加快其征服进程。
作为以战争谋生的游牧民族，成吉思汗将征服和毁灭奉为国策，缘于森林狩猎民族视天下财物如猎物的天性。
在森林部落中，征服即为合法，亦有其正当性。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居于西伯利亚北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带，属于森林蒙古人，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逢猎物匮乏之年便逾越草原劫掠异族，这种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被视为野蛮行径。
实则非野蛮，乃是民族天性所致。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动的并非真正的战争，亦非出于世仇，夺财而并非杀人，因此他们行动更加迅速，思维更加敏捷，意志更加勇猛。
如何统治这个庞大的蒙元帝国，其政治基础究竟为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成吉思汗的《巴泐·渚纳誓约》与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找到些许启示。
1203年，成吉思汗与王罕争权，王罕追杀成吉思汗，其亲眷皆背叛了他，他逃亡至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众人狼狈奔命至巴泐渚纳湖岸，此时有一匹野马出现，精疲力竭的众人遂将其杀之充饥，食毕野马肉后，成吉思汗举起盛有巴泐渚纳浑水的革囊，以水代酒，向众将致敬，他对部下的忠贞表示感谢，并表示永不忘却。这就是著名的《巴泐·渚纳誓约》。
此事件对蒙古人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当时（11世纪）的戈壁草原上，统一的蒙古民族尚未形成，众多小部落散居于此，血缘乃是社会准则，血缘越近，关系越亲近。而这十九个人却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萨满教徒，也有道教徒。按照旧有的习惯，他们无法结成联盟，而成吉思汗的誓言和行动打破了这种束缚。
成吉思汗与其兄弟结成的《巴泐·渚纳誓约》建立在承诺和忠诚之上，这种承诺和忠诚超越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
自此以后，没有一位得力将领背叛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亦从未惩罚或伤害过任何一位得力将领。在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与征服者中，这种忠贞的记录是独一无二的。
再来看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11月11日，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英国三桅盖伦大帆船经过六十六天的海上漂泊，驶近美洲大陆。为了建立一个自治并为所有人约束的社会基础，在登陆之前，船上102名新移民中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一份公约，这份公约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成为了日后美国无数自治公约中的首例，它的签署方和内容说明了人民拥有自我决定自治管理方式的权利，不再受制于人民之上的强权。
《五月花号公约》在此创立了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结构，在王权与神权统治的时代，它暗示了许多民主思想。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此公约对美国的影响贯穿了从签订之初延续至今，它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也是美国现行信仰自由、法律等制度的根基。
《巴泐渚纳誓约》与《五月花号公约》本质上相似，建立在个人意愿和共同承诺之上，反映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成吉思汗部族中转化为新兴共同体的象征，最终成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重要基础。
蒙元帝国尝试建立全球化体系。受《巴泐渚纳誓约》影响，蒙元统治者为处理庞大帝国的事务采取务实态度，体现在他们并不在意意识形态争端。蒙元帝国推行宗教宽容政策，避免意识形态争斗，不强迫臣民接受特定信仰，诸如天文学与《圣经》的契合度、文字与文言规范的吻合度、艺术创作与宗教领袖认可与否等，都无关紧要。他们只强制推行技术、农业知识以及国际新规则，打破地方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蒙元帝国地跨欧亚，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多样。蒙元帝国对境内各宗教基本持放任态度，甚至予以礼遇，极大促进了宗教传播和发展。例如，在元朝疆域内，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等海外宗教皆有发展，东西方商旅、传教士频繁交往，促进了不同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
蒙古人能够采取以上开放政策的原因与蒙元帝国兴起初期技术落后、文化包袱较轻有关。
当时的中国、波斯、阿拉伯等国文化和技术均已发展，尽管有限的商贸往来存在，但各自文化传统也阻碍了新技术和新观念的传播。比如，在蒙元帝国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地区存在，正是蒙元帝国予以推广才使它们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前所未有，与现代美国的崛起颇有相似之处，值得深思。
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元帝国分裂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窝阔台汗国和元朝，形成了联邦制的政体架构。
元朝王实甫的古典戏剧《西厢记》
成吉思汗最终认可了文明世界的价值体系，而非诉诸武力征服世界。成吉思汗在长期征伐中，目标不断演变，逐渐形成建立世界统一帝国的使命感。他告诫子孙，击败军队不等于征服国家，真正的征服在于赢得民心。
忽必烈秉承并理解成吉思汗的教诲，不再以领土扩张为唯一目标。1271年，他受《易经》“大哉乾元”的启发，定国号为“大元”，并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
忽必烈的历史贡献在于接受汉文化。他是少数尊崇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他建立了一套比宋律更加温和、人道的刑法体系，尽管出身游牧民族，却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忽必烈被认为是新秩序的成功建立者。
马可·波罗尊称忽必烈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赞誉他为“人类始祖阿丹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称赞他“实有权被此名”。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恩格斯曾说：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还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从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并入主中原统一中国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