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已远超时空的限制，极大地方便了商业贸易，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纵观中国的辽阔疆域，平坦的平原区域仅占少数，而丘陵、山地、江河湖海自古以来就是天然阻碍。在机械化不普及的古代，运输成本最低的莫过于水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壮举，为后世带来了丰厚的馈赠。
时光荏苒，这座隋唐大运河历经数个世纪，见证了无数荣华与朝代更迭。当年，这条运河串联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随着黄河多次改道，公元1194年黄河再次决堤夺淮入海，通济渠淤塞，逐渐丧失了它的功能。
沧海桑田，后人再次探究大运河的流经路线时，对通济渠的考古研究尤为重要。《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巡游通济渠的盛况：“携后妃、氏族、官吏、僧尼、道士等，乘龙舟杂船逾五千艘赴江都。”此次“流动宫廷”浩浩荡荡，游览山川，奢靡之举不仅令帝王后妃怡然自得，更使地方官吏疲于应对、百姓苦不堪言。
明代《宿州志》载，“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柳孜镇古称柳子镇，建于东汉，因通济渠而兴盛，曾为唐宋年间的淮北重镇。通济渠淤废后，柳孜镇也随之没落，这座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古镇逐渐销声匿迹。1999年，淮北市决定拓宽道路，一部分刚好穿过柳孜镇，考古学家随之开展了一次抢救性发掘。
当时的柳孜为巨镇，“寺庙九十九座，古井百眼”，如果通济渠是流经柳孜镇，那么古代码头理应有所残存。
果然，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石砌码头坐落于运河南岸，呈东西走向。这一重大发现经过考证，确认为北宋时期的货运码头。该码头呈长方形，长14.3米，宽9米，高5.5米。为方便船只装卸货物，临水的一面石壁陡峭高耸，两侧护堤由夯土制成，而东、南、西三面则采用自上而下的飞檐砌法。
这一古码头的发现，是隋唐大运河考古史上的首次。其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惊喜接踵而至，码头四周出土了八艘古代沉船。专家推断，这些沉船应是黄河泛滥所致，也是在运河内首次发现如此数量的沉船。其中，三艘沉船保存较为完好，1号和3号为木板结构。1号船体较短，长2.6米，宽1.92米，尾舵形状酷似扫帚，而3号船长达23.6米。2号船为独木舟，由整木雕刻而成，长仅0.6米，宽1.1米。
沉船内发现有泡菜坛和釉陶制品。
由于沉船掩埋层出土了青釉、三彩瓷器、唐代钱币“开元通宝”，专家推断沉船时间为唐朝。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瓷器，包括来自寿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定窑、均窑等著名窑口。
由此可见，当年这条运河的繁忙程度和贸易的昌盛，而商品的种类正是这种繁荣的可靠佐证，为相关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遗址中还发现了方孔圆钱“熙宁通宝”等铜钱，以及铁器和石器。
《隋书·炀帝纪》记载，公元605年通济渠开通。唐宋两代对通济渠都有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唐朝时期，每年都会疏浚黄河带来的泥沙。到了宋朝末期，这项工作基本停滞。最终，在黄河数次决口后，通济渠竟高于地面5米。
由于史料记载不一，考古界对通济渠的流经路线众说纷纭。
《元和郡县图志》、《来南录》和《开河记》等文献记载，通济渠流经甬桥（今宿州），最终汇入淮河。而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理清了通济渠的流经路线，也为隋唐大运河的考古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
隋唐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沿途所经之处皆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地区。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绝非仅仅连接南北交通这么简单。通过贸易的交流，这条运河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而后的朝代，也多依靠这条运河维持国家正常的经济运转。
可以说，畅通繁荣的贸易促成了我国历史上令人惊叹的繁荣盛景。
如今，虽然公路、铁路和航运已发展迅速，大运河仍旧延续着它的活力，只往来的船只已由人工动力升级为机械动力。但不管怎样，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人工大运河，必定将继续肩负着使命，造福这片土地。
参考资料：
【《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道》、《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