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陷入低谷，西方文明逐渐崛起，西方学者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将中华文明视为次生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中华人种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应该从周代算起，而对夏商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甲骨文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存在，也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特征。汉字的起源与西方的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等并不相同。由于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中存在一些象形符号，西方学者在历史叙述中常常把它们的出现时间看作比甲骨文要早，因此有观点认为汉字可能受到了这些文字的影响。
那么，中国文字究竟是否与楔形文字或古埃及文字有联系呢？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比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都要早。中国文字从原始形态演变为成熟的甲骨文，历时超过4000年。
距今5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最初的200年间，楔形文字的使用非常有限，直到距今4600年时，随着文字数量的增加，楔形文字才开始得到广泛使用。经过接下来的二千年，西亚各地的国家纷纷创立了各自的楔形文字，至距今2500年前，楔形文字在西亚地区已被广泛应用，成为各国通用的文字系统。可见，楔形文字的发展成熟用了不到千年的时间。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出现在距今5100年左右，虽然早期的发展并不明显，但到古希腊时期，古埃及文字已相当成熟，留下了大量的石碑铭文和莎草纸文书。
文字演化的一般规律是：从“原始文字”逐步过渡到“初熟文字”，最后形成“成熟文字”。相比之下，中国文字的起源虽早，但成熟过程却较为漫长，经历了大约4000年的演变才形成甲骨文。
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形态是贾湖刻符。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年代可追溯至7500年至9000年之间，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期遗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刻在龟甲上的20多个符号。贾湖刻符与甲骨文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包括刻制在龟甲和骨器上的方式、造字原理、字形结构和笔画走势。这些刻符并非随意雕刻，而是具有一定含义的文字符号，与甲骨文存在直接联系。
普遍接受的结论是，贾湖刻符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源头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贾湖遗址的发掘领导者张居中等专家认为，这些刻符可能是一种卦象表达方式，与甲骨文一样用于占卜。
尽管刻写贾湖刻符的人未必就是商代的祖先，但可以确定的是，贾湖刻符传承至今，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一部分。
在贾湖刻符之后，到甲骨文形成之前的4000多年里，中国各地出土了不少刻符，如安徽蚌埠的双墩刻符、陕西西安的半坡刻符、江苏南通的青墩刻符、浙江嘉兴的庄桥坟刻符、北方的骨刻文、山西临汾的陶寺刻符等。
其中，双墩刻符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符号数量达到630个，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文字相关刻符最多的一个。双墩遗址位于安徽蚌埠，距今约7000年。刻符的重复使用表明这些符号具备了记事和表意功能。
由于双墩刻符具有象形功能，学者们也找到了一些线索。比如，与“水纹”相关的符号约有90个，大部分与渔猎活动相关，其内容还涉及居住和气候环境等方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居中教授指出：“双墩刻符对甲骨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汉字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下图展示了一部分学者对双墩刻符的解读，可能并不完全准确）
从贾湖遗址到青墩遗址，历经8000多年到5000多年，考古发现了大量刻符，但欧美学者普遍未将这些刻符认定为文字，主要原因是它们未能“连词成句”。而庄桥坟遗址中的刻符已经表现出“连词成句”的特征。
庄桥坟遗址位于浙江嘉兴，距今约5000年，具有良渚文化的背景。该遗址出土的刻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钺上的六个连贯符号。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认为，这些符号不像其他孤立的刻画符号，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徐新民研究员表示，这些符号排成一条线，并且有三个符号重复出现，显示出一种“初具系统的文字”特征。
除了这六个刻符，其他刻符的刻字方式、笔画顺序、整体风格也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说明当时的文字使用已趋于规范。
经过长达4000年的发展，经过无数部落的努力，中国文字最终成熟，形成了甲骨文。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文字因战争或其他原因被淘汰，而中国文字的成熟时间可能早于商代甲骨文，只是由于文字载体问题未能传承下来。
尽管如此，从“原始文字”到“初熟文字”，再到“成熟文字”的演变过程是极为曲折的，经历了长时间、广泛的地域和多方参与，最终才形成了成熟的中国文字。
这一过程中让人不禁疑惑，为什么西亚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地区能在有限的区域和参与者中，迅速演化出系统化的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