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他人有一个最基本的期望：那就是对方要真实，做自己，而不是装模作样，或者在我们面前演戏。大家都希望对方不做虚伪的“戏精”，对吧？
这种感觉是直觉上的。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却是一个理论层面的内容。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了一个名为“拟剧论”的理论。简单来说，拟剧论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本质上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比如说，一对夫妻在家里争吵，突然有人来访。他们会立即转换状态，表现得和平而和睦。这种场景并不罕见。站在这对夫妻的角度看，迅速转换状态的能力就像是在舞台上按剧本演出一样自然。他们并不会觉得自己不真诚。
而站在来访者的角度看，即使能察觉到争吵的痕迹，也不会觉得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反而会觉得他们的表现得体。这就是所谓的“拟剧论”，即“世界是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同时也是观众”。演员根据剧本演出，观众则需要理解前台和后台的不同。
如果对戈夫曼的理论感兴趣，可以去得到App的《每天听本书》栏目找一本书，《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其中包含了音频解读。
在直觉和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矛盾：直觉上我们希望每个人真实自然，而理论上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在按照剧本扮演角色。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算是对的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直到最近在贾行家老师的课程《贾行家说老舍》中，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在《茶馆》中，有一幕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反应。一天，一对贫穷的母女来到茶馆乞讨。一位是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他认为拯救国家需要产业振兴，因此拒绝施舍。而另一位常四爷则立即给了她们两碗烂肉面。那么，茶馆掌柜王利发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呢？
王利发在这幕戏中先赞扬常四爷的善行，然后转向秦仲义，表示“这类事情很多，没人能管得了”。这样一来，他既维护了常四爷的面子，也为秦仲义留了台阶。
如果追问王利发的真实立场和看法，估计无论如何都难以找到明确答案。他的行为很简单：“我经营茶馆，需要和气生财，各方顾客都要照顾到。”他的话语也要符合“明事理”的角色定位。很明显，个人立场和真实观点在社会角色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真实的自我就是我们最本真的状态。鲁迅曾经提到过的一个故事，描述了在社会上讲真话的后果。故事中，客人说孩子将来会发财，主人会高兴；但如果说孩子将来会死，则会遭到殴打。这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虚伪：说谎会得到回报，而说真话则可能遭遇困境。
如今，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即使我们认为诚实是一种美德，实际上却很少有人在别人家喜庆时刻说些不吉利的话。这说明，在社会中讲实话并非总是美德，有时可能会被视为拒绝履行社会义务，从而自绝于社会。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该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我们通常认为表演就是表现细节，比如要表演悲伤就得哭出来，要表演愤怒就表现出愤怒的状态。查伯克认为这并不准确。表演的第一步并不是表现细节，而是找到角色的总目标。
比如，如果让你表演一个在雨天等公交车的人，虽然没有台词和动作，但专业演员会设想这个角色的整体目标。他可能会想象自己刚下班，车迟迟不到，还要去接孩子放学，回家还得辅导作业，只能叫外卖等情况。即使没有具体台词和动作，只要心里有了这个目标，表情和动作都会自然到位，表演也会更有层次感。观众看到的将是一个真实的等待者，而非一尊雕塑。
查伯克的观点是，表演时要专注于角色的总体目标，这样细节自然会到位。
在生活中，我们也是这样操作的。例如，一个熟练的司机并不是时刻关注方向盘，而是专注于远处的目标，只要目标稳，操作自然稳定。
人生如戏，我们在扮演各种角色时，不仅要遵循既定的模式，还要内心明确自己的总体目标。比如一个新手母亲，虽然育儿的方法可能是模仿来的，但只要她的总体目标是给予孩子爱，这些方法和技巧就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工具，没有什么假装不假装的问题。
再如，两口子相爱，他们的表现虽然可能是通过各种套路来维持，但只要目标明确，所有的表现就都是真实的。即使是表达爱意的小细节，比如说“我爱你”、接吻、送花、买钻戒，这些都可能是从社会习俗中学来的，但只要目标在，这些细节就显得真实而自然。
理解了这个逻辑后，可以对一些现象有新的观察角度。
例如，褚时健最近去世，网上对他的评价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他的人生值得称赞，另一种则指出他的犯罪历史，认为不该过度赞美。从今天的讨论角度看，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
如果称赞褚时健，是因为你有自己的总体目标，将他的人生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他的经历和做法激励了你，实际上你是在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果批评褚时健是因为他曾犯过法，那么请问，你批评的总目标是什么？你是否在扮演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人？国家已经对他做出了处理，你是否在代表谁来追求正义？这种观点可能只是从没有明确角色和目标的情况下提出的意见，而不是对社会的有益贡献。
总结今天的讨论：有目标的人生不怕如戏；如果没有角色和目标，人生就没有戏可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