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翻阅《晚唐小品文选》，读到陆龟蒙的《治家子言》，其中有一句引人深思的话：“吾祖始铸田器，岁东作必大售。”其中的“东作”被解释为“春耕生产”，让人不禁好奇，为何“东作”与“春耕”如此紧密相关？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联系呢？
实际上，古代中国诗词中常将“东风”与“春风”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春季的关联极为密切。在许多唐诗宋词中，“东风”总是与春天联系在一起。比如李商隐在《无题》中提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而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他则写道“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这里的“东风”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春风，这种将“春风”称作“东风”的用法在古诗中屡见不鲜。
李白的《落日忆山中》里有“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这句诗，再次证明了“东风”即“春风”的说法。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宋代周邦彦在《蝶恋花》中写到：“午睡渐多浓似酒，韶华已入东君手。”这里的“东君”即春神，进一步拓展了“东”与“春”的联系。
由此，自然会想到西风。既然中国人习惯将“春风”称作“东风”，那是否也会把“秋风”称作“西风”呢？通过搜索引擎查询“西风”，可以找到大量相关的诗句，确实，中国文学中常把“秋风”称为“西风”。
李白在《长干行》中写道：“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杜牧在《秋夕》中则有“多少绿荷相依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刘禹锡在《浪淘沙》中感叹：“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还有贾岛在《秋夕》中提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这些诗句无疑表明“秋风”与“西风”是互相联系的。
有趣的是，在《全唐诗》卷900中，吕岩的一首诗也写到：“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只不过把“秋风”换成了“西风”，意境几乎没有变化。这也反映了“秋风”与“西风”在诗词中的可互换性。
东风与春风、西风与秋风之间并非绝对的联系。在其他国家，可能并不存在这种固定的关联，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化中尤为独特。
中国之所以将“东”与“春”以及“西”与“秋”相联系，主要与中国的季风气候密切相关。季风是由海洋和陆地气压差异造成的。春夏之际，太阳迅速加热大陆，陆地上的空气膨胀上升，气压下降，而海洋由于升温较慢，气压较高，海洋的空气因此向大陆流动。到了秋冬，这一过程正好反转。春天的季风来自东面或东南面，而秋天的季风则来自西面或西南面。
中国东临太平洋，西接内陆，春季季风从东面或东南面吹来，而秋季季风则从西面或西南面吹来。中国人称春风为“东风”，秋风为“西风”。
这种表述并未完全揭示其中的复杂性。事实上，方位词的使用还涉及话语权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方向的认知可能截然不同。比如，对中原地区而言，春风来自东面或东南面的大海；但对西南地区的人来说，季风来自西南的印度洋；而在新疆及东北等地，春风则可能来自北方或西北方。中原地区的视角主导了对春风的认知。
在中国文化中，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占据主流，因此它的视角也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认知。这种话语权的形成，使得“春风”被称为“东风”，“秋风”被称为“西风”成为了普遍接受的观念。
类似地，地理方位的称谓也反映了观察者的位置。例如南山和北山的称谓，不同地区的人根据自己的位置对山的称谓有所不同。秦岭对于西安人来说是南山，但对于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的人而言，则是北山。这些地理方位的叫法体现了各自的视角和话语权。
河流的流向同样揭示了地理意识和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的主要河流，如黄河、长江等，都是向东流的；而一些西北地区的河流，如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向西流，甚至一些西南地区的河流向南流。这些不同的流向在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对于“河流向东流”的认知根深蒂固，甚至在民歌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例如，一首民歌中提到“秤砣浮起水向西”，只有水向西流，情感的断裂才被原谅。这说明了中国人对“水向东流”的强烈认同。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就连知识分子也如此。例如，柳宗元在《袁家渴记》中提到“水之反流者为渴”，意思是水自东向西流，这与一般流向相反，反映了传统认知中的“东流”观念。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主要适用于黄河流域的气候，但在珠江流域、两广、闽浙以及新疆、西藏等地，节气的应用并不完全适用。这也反映了黄河流域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