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时，初印象可能是振奋人心的——
最近，广东珠海香洲区发布了针对“微信群”的新规，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一个单位原则上只能建立一个工作群，发言必须有实质内容，不得随意刷屏，并且工作信息应尽量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发布。对于专门为了某项工作而创建的微信群，应在任务完成后及时解散。
媒体对这一举措的报道引发了不少人的热议，“这个地方真的做了点实事！”有评论这样评价，言辞中充满了对这一决定的认可。香洲区并不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地方。今年早些时候，湖北武汉已经出台了“十不准”政策，其中明确了禁止滥设和滥用微信、QQ工作群和政务APP。恩施鹤峰县也在几个月内“精简合并了400多个微信群”。类似的禁令还有教育部的规定：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布置作业。
教育部的禁令旨在减轻学生的负担，而各地党政机关的禁令则是为了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干部，减负的初衷都受到了公众的欢迎。确实，微信群这个以“社交媒介”身份出现的工具，虽然为沟通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随着使用的深入，也逐渐变成了负担，甚至带有了“绑架”的性质。
基层干部时常面临“30多个微信群”的困扰，24小时不断应对群信息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更有不少基层公务员在“工作重担”之外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压力——领导半夜的“@所有人”，是否能做到漠不关心？在群里大家都在点赞，你能置身事外吗？
一纸禁令真的能够解决微信群带来的问题吗？回顾以往，许多地方曾对“变味的微信群”进行干预，但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即使现在对香洲的新规赞不绝口，大家也很快意识到，这些措施可能不会轻易奏效——
没有了“微信群”，是否就不会有其他形式的群组？没有群组，是不是可以通过“私信”？打电话、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是否会增加？如果问题的根源和压力传导机制没有改变，关闭几个微信群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微信群作为一种数字时代高效的沟通工具，其特别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通过创建更多的群组来更好地解决问题，而简单地削减数量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也许并不是减负的真正意义。
显然，微信群带来的困扰不只是它本身的问题。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形式主义，而不是仅仅关注“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探究为何形式会衍生出形式主义，并寻找如何使形式回归其本意的办法。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纯关注“形式”或者“形式主义”显然是不够的。
微信群作为一种媒介，固然会影响使用者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还是现实中的观念和行为对其的塑造。
例如，那些演变为“夸夸群”的工作群——其实就是为了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而设立的，微信群所创造的社交空间会促使人在其中表现自己的欲望——那些有意为之或不自觉的“点赞”，流于形式的“收到”，以及发起者的炫耀行为，都是某种形式的表演。而个人是否选择表演以及如何表演，终究取决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
过去的许多案例，比如官员在群中索要赞赏或红包，或是一言不合就对下属发火，甚至著名的“严书记夫人”在家长群中表现的威风凛凛，都揭示了微信群中种种怪象背后的现实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的映射。
归根结底，微信群中的形式主义，像其他令人反感的形式主义一样，本质上还是源于官僚主义，是权力的误用或滥用。
那些让人感到“心累”的微信群已经无需多言，单纯让基层干部“身累”的工作群，深究下来，真正让人“累”的并非群组本身，而是重复劳动和无谓的消耗。造成这些无谓消耗的，表面上看是效率问题，但深层次却是官僚主义作风和习惯，是以“官本位”而非“事本位”，“层级导向”而非“问题导向”的流程和风格。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单关闭微信群是不够的，出台配套文件也不够，仅仅呼吁配套文件的落实也无济于事。真正需要的是深层次的流程重塑、习惯更新和观念转变，真正对官僚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打击。
基层的减负问题也是如此。基层工作的繁重是常态，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不仅能吃苦，也愿意吃苦。他们真正担忧的不是负担本身，而是那些无谓的负担和过度的束缚——有人在微信群里反应稍慢或无意中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无限放大，这种动辄得咎的现象让人身心俱疲。
解决问题需要治标也要治本。对于那些显然多余的工作群，采取果断措施虽然可能达不到“完美”的效果，但也还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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