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人物志-（七十九）萧衍（下）
陈庆之在尔朱荣百万大军的攻势下不得不割袍弃须，化妆成和尚才得以逃回南朝时，萧衍的状况却显得格外淡定。他似乎并未对此感到特别的关切，甚至在得知消息后也未显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此时他的心思正专注于与陈庆之的合作。
在洛阳重归南朝后三个月，萧衍来到了京城的同泰寺，隆重召开了一场无遮大会。大会上，萧衍脱去了皇袍，换上了僧侣的袈裟，与僧侣们一起讲经说法，并亲自上台发表重要指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十天的无遮大会落幕后，群臣却惊讶地发现皇帝竟然失踪了。
事实上，皇帝并非遭遇了暗杀或突发的健康问题，而是主动留在了同泰寺。无奈的臣下们只得自掏腰包，筹集了整整一亿钱，希望从佛祖手中将皇帝赎回。和尚们看到这笔巨款，乐得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
佛祖的同意并未能促使萧衍归宫。大臣们一同上山恳求，萧衍却表现得颇为傲娇，三次拒绝后才“勉为其难”地同意跟随回宫。这一幕仿佛是受气的媳妇回娘家，情节可见一斑。
媳妇回娘家时，婆家通常会给予一些补偿，萧衍也不例外。他在同泰寺待了四次，每次都让大臣们花钱赎回，总计花费了四亿钱，才将这位“受气媳妇”哄回来。
那么，萧衍为何一再舍身佛寺，并让大臣们重金赎回呢？
常见的解释是萧衍深信佛教。确实，萧衍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汉传佛教中制定了不少戒律，如严格的素食规定。为了精神信仰做出奉献，的确不无道理。
萧衍并非愚昧无知，尤其在南北朝动荡的时代中，他作为一位推翻旧王朝、统治南朝近半个世纪的帝王，不可能只是一脑袋浆糊。
这位精明的皇帝不会真的只顾佛教而放弃天下。他虽表现出一心向佛的样子，但实际上并未将皇位传给太子（还活活折磨死了一位）。如果他真心断绝尘缘，把皇位交出，也许他会更清闲地当和尚。
至于是否为忏悔早年的杀业，这确实也有一定的因素。萧衍早年间手上沾满了鲜血，因此登基后十年就戒除荤腥，不近女色，甚至除了大型典礼外连音乐都不听，这在皇帝中显得颇为节俭。
但这解释也显得不够令人信服。因为舍身佛寺这种事，做一次尚且可以理解，但一再重复，显得不合常理且过于耗费财力，令人疑惑。
事实上，萧衍之所以耗费巨资，是因为他希望营造出一个繁荣太平的局面。
萧衍刚刚上台时发布了两道诏书，一道是裁减宫内冗员，另一道则是允许除谋反等重罪外的犯人通过交钱减刑。这两道诏书被视为新皇帝的施政之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见皇帝的财力紧张。
南齐永明时期为南朝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萧昭业、萧鸾、萧宝卷的挥霍使国库严重亏空。萧衍上任后，为了开源节流，只得采取这些手段以充实国库，这也是为何在北魏挑衅时，萧衍选择了隐忍。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北魏的内耗，南朝的经济逐渐恢复。而要彰显国力，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烧钱”。南北朝时期，通过支持佛教事业来展现国力，是一种迅速有效的方式。
除了舍身之外，萧衍还积极举办各种大会、修建佛寺，“南朝四百八十寺”中不少是在他在位时修建的。那些四亿的开支，实质上就是他对佛教事业的慷慨捐赠。
谈论佛教虽然耗资巨大，但这是因为佛教提倡向善。到了萧衍这里，佛教已经与本土的道教、儒教混合，几乎完成了本土化，因此他推崇的佛教并不再像拓跋焘的长安那样，庙里还藏有兵器。
通过大力发展佛教，萧衍不仅展现了国家的繁荣，还实现了思想上的控制，这无疑是他的一大策略。
此时的南梁真的如他所愿的那样强大吗？佛教的推广是否真的没有负面影响呢？
宋齐时期的治世如元嘉、永明都占据了其统治时间的半数以上；而萧衍统治南梁四十余年，却并未创造出类似的治世成就。历史早已对此做出了评判。
公认的六朝最盛时期是元嘉之治，其后永明之治已经不及元嘉；而萧衍的治理效果在其统治中期就显露出了不少矛盾。
南朝的许多矛盾在发展过程中进入了死胡同：南方士族无法再续东晋时的辉煌，仍沉溺于“上品无寒门”的梦想中；而南朝的体制未能打破这种固化，社会阶层几乎固化，面临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些困境，萧衍未尝思考如何突破（实际上他也无力突破），而是顺应其自然发展，等到赢得回光返照后便自以为完成了大功。这样的皇帝确实有些糊涂。
老年时沉浸于天下太平与个人功绩幻想中，是许多老皇帝常犯的毛病。特别是在南北朝的强敌环伺和内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萧衍的处境也就显得更加艰难。
归根结底，萧衍执政时间过长。如果他在六十岁时去世，也许会被传为明君，如同后来的李隆基；而萧衍若在六十岁时去世，可能南朝也不会经历安史之乱。
现在还是让萧衍继续活一段时间，去他最钟爱的佛寺看看，探究究竟是何种大师，使得这位和尚皇帝甘愿舍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