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贵阳迎来了一场盛大的学术盛会——“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以及贵州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李端棻的教育理念展开了深入讨论。
研讨会现场的氛围热烈。
在开幕式上，北京大学的前党委书记朱善璐、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陈廷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忠文以及贵州省社科院的前副院长冯祖贻等专家学者，以及李端棻家族的后人李声应，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他们共同探讨了李端棻与北京大学的深厚渊源，以及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巨大贡献和核心教育思想。
李端棻的家族后人李声应在现场发言。
李声应，作为李端棻家族的一员，并且担任贵州铝厂高级工程师，深入剖析了李端棻的生平与历史成就。他从“擎旗者”、“铸魂者”、“播火者”三个视角，详细回顾了李端棻的教育事业。天眼新闻完整地刊载了李声应先生的发言，以纪念这位先贤，供读者阅读——
李端棻——“教育救国”思潮的先锋
李声应
李端棻先生被尊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倡导的京师大学堂，以及参与创办的贵阳学院和贵阳一中，深刻改变了近代教育的格局，并对乡里产生了长远影响。
李端棻的祖父李启艺，放弃了科举的仕途，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归国后在贵阳一中教授，成为贵州首批官费留学生的教育者，书写了“教育兴黔”的历史篇章。家族中，李家萃和李声娥继承了家风，终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教育世家”的荣耀见证了几代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
中国历来尊师重教，但教育事业的选择仅仅是理解近代教育的一个侧面。从民族复兴的百年历史中看，面对国家动荡与分裂的局面，教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救国的希望之路。李端棻站在时代的前沿，成为“教育救国”思想的旗手。虽然“教育救国”未能完全挽救国运，但它开启了五四运动的壮丽画卷，也为现代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提到：“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通过回顾“教育救国”的历史画卷，我们能够理解为何李端棻及其继任者，如蔡元培、张伯芩、陶行知等，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璀璨明星，并感受到家族传承教育初心的深远意义。
一、旗手李端棻：被低估的教育救国者
“救国之法，首在教育。”自十九世纪中叶起，面对外来压力，哪条道路能救中国？教育成为仁人志士最早提出的救国良方之一，影响深远。
最早呼吁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如魏源，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称国家的兴衰与教育密不可分。
洋务派也支持教育救国。张之洞指出：“外洋强于兵，然外洋更强于学。”他认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维新派更是高举教育救国的大旗。康有为表示：“欲振兴天下，教育为首。”梁启超则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
许多革命者和改革者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蔡元培说道：“只要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国家转危为安。”张伯苓则坚定地认为，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和培养新一代人才。
李端棻
尽管“教育救国”思潮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改变国家命运，但当代学者对李端棻的贡献评价不足。无论是“三次浪潮说”还是“四阶段说”，都未能充分认可李端棻的历史地位。根据统计，从1979年至2012年，关于“教育救国”的重要研究中，李端棻的相关研究文章几乎为零。
在戊戌变法中，李端棻不仅参与了政治改革，更成为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他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推动了教育改革，并通过《请推广学校折》这一纲领性文件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
《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李端棻的奏折在开设新学堂方面最为突出。从1896年至1898年，教育改革风潮席卷全国，体现在百日维新中对考试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可以说，李端棻的奏折为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铺平了道路。
《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方案，包括在北京设立官书局和大学堂，创设新式学堂，推广新思想、新知识。通过设立图书馆、实验室、译书局等，李端棻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略。
尽管其他洋务派、维新派人士曾提出过教育改革的建议，但往往碎片化或难以实施。李端棻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改革蓝图，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方案。
二、铸魂者：李端棻与“贵州现象”
李端棻的教育思想在贵州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现象”，改变了贵州现代教育的落后面貌。他首倡建立北京大学，严修创办南开大学，林绍年则开启了贵州和云南的留学大门，贵州乡绅也积极创办了公立师范学堂。
京师大学堂旧址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贬戍新疆，但他在晚年回到故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一挫折使他从改革设计师转变为实践者、传播者，并推动了贵州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
69岁时，李端棻登上贵州经世学堂讲台，他以奖励后进和开拓风气为己任，启发了姚华、唐尔镛、王仲旭等一批贵州才俊。课堂上，李端棻传授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束缚。
李端棻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开创了官办师范学堂的先河；成立了贵州通省公立学堂，成为教育的重镇。他还鼓励贵州有识之士开办新式学校，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在贵州的建立。
李端棻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清末重臣林绍年。林绍年曾任云南、贵州总督，他大力推行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在他的推动下，云南和贵州的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云南籍留学生达130余名，贵州籍留学生151人
，这在全国名列前茅，标志着留学的黄金时代的开始。这些留学人员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重要力量。
京师大学堂黔籍学生文凭
李端棻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贵州，他的教育理念也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严修，字范孙，曾任贵州学政，他深受李端棻“一经五纬”教育改革思想的影响，并在任内大力推行这一思想。严修与李端棻在教育改革方面交流密切，共同商讨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教育改革措施。在他的推动下，贵州和云南的教育体系得到了显著改进，创造了许多教育新局面。
李端棻的教育思想，不仅在贵州，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改革措施从理论到实践，广泛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并且他对教育的执着和对国家未来的深远考虑，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
三、播火者：李端棻与教育改革的实践
李端棻不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擎旗者，也是改革实践中的“播火者”。他的教育改革不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更在实际行动中得以落实，推动了中国教育体系的根本变革。
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贵阳学院等新式学堂相继创办，这些教育机构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优秀人才。李端棻通过他的实际行动，展示了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且通过推广新式学校和课程，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李端棻的改革也带动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事业中。他鼓励地方官员和社会精英积极投入教育事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在贵州，他的努力促进了地方教育的飞跃发展，为贵州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李端棻的影响不仅限于他生前的教育改革，他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通过李端棻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改革的巨大潜力和社会影响，也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端棻作为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改革措施上，更在于他对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他所推动的教育改革，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教育局面，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今天，当我们回顾李端棻的教育事业时，不仅能感受到他在教育领域所做的巨大贡献，还能体会到他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李端棻的名字，注定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