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韩愈成功考中进士。那时，他的古文已颇有声望。唐朝的进士考试并不会直接授官，需要再经过吏部考试才能获得官职。
韩愈的求官之路并不顺利，他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参加了三次吏部考试，却屡次落榜，这让他心生郁闷。
在唐朝，除了科举考试，官员还可以通过写文章自荐才华。如果能得到当朝大臣的青睐，就有可能迅速得到提拔。韩愈曾三度上书宰相，提出治国安邦的建议，却始终未能引起重视，导致他感到沮丧。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韩愈在二十七岁时无奈地离开了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尽管仕途不顺，他依然没有气馁，在汴州和徐州任幕僚，但依然未获重用。在这种境遇下，韩愈创作了流传千古的《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i）或尽粟（sù）一石(dàn)。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呜呼！其真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通过千里马与伯乐的隐喻，表达了韩愈对自己才华被埋没的深切感受。其言辞犀利，至今仍引发读者的共鸣。
韩愈的一生虽然光辉灿烂，却也充满了坎坷。他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也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一生遭遇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代皇帝，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韩愈三岁时失去双亲，家境贫寒，由嫂嫂抚养成人。他的学业与仕途皆依赖于自己的努力。尽管他在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但直到二十九岁才正式担任官职。
韩愈为人直率重义，尊重同行。他与孟郊、贾岛等人有深厚的友谊，这些贫贱中的才俊，能够成就名声赫赫的诗人，韩愈的鼓励和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终，在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年三十三岁的韩愈通过了吏部的考核，一年后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后晋升为监察御史。因直言进谏，仕途再度遭遇挫折。
当时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韩愈痛心疾首，却发现京兆尹李实谎报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写了《论天旱人饥状》疏，结果遭到李实等人的陷害，从监察御史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从贞元十九年（803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十年间屡遭贬黜，这期间创作了《进学解》。他的官场起伏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直言进谏始终是他的一贯风格。
他曾因批评宫市、请求减轻徭役被贬，又因写碑文和反对迎取佛骨入宫而遭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直到穆宗即位，韩愈才得以回京。
韩愈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在长安逝世，享年五十七岁，获得礼部尚书和“文”的谥号。
古今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层出不穷，从春秋时期的百里奚、楚庄王，到战国时期的范雎、赵奢，伯乐发现千里马，千里马为伯乐建功立业，故事传颂至今。
在《战国策▪楚策》中，有一则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寓言故事：春秋时期，一匹千里马被用来拉重车，虽然它应具备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却因负担过重而痛苦不堪。伯乐看到这一幕，心如死灰，流泪为马拭去辛劳，并用麻布覆盖它。
伯乐的悲泣源于千里马本应展现的特长被误用。他深知，千里马的才能无法在负重中得以发挥。这个故事阐述了发现和珍惜人才的重要性。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主题不仅反映了韩愈的个人经历，也呼应了古今对人才识别与重用的讨论。
如苏东坡在《定风波》中所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是走出困境的关键。
人生中，风雨与不幸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正如苏东坡所示，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豁达的心境，方能在逆境中找到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