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刺客”一词常常让人避之不及：普通百姓不会自称为“刺客”，而那些使用刺客的官方组织与机构也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的行为。
在现代特工电影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任务负责人对执行者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将否认你的存在，今天的会面也不会被提及。”这意味着，你接受任务时是“刺客”，一旦任务失败，你将不复存在。
这种对“刺客”态度的隐晦处理，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认为这种处理不公平，于是他在《史记》中开创了《刺客列传》，首次揭开了这些历史人物神秘的面纱。
与《刺客列传》并行的还有《游侠列传》，司马迁在其中对游侠们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与汉武帝时期的“打黑”行动显得格格不入。司马迁的举措也让人们看清了“刺客”与“侠客”之间的差异，从那时起，“刺客”江湖的消失似乎已是注定的命运。
从历史上来看，刺客活动的高峰通常是在动荡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宋元更替的乱世，以及清末民初的混乱岁月。一旦社会秩序重新建立，法律框架得到有效约束，“刺客”这个词便会变得稀少。
在司马迁看来，侠客与刺客本质上有着共同的起源
尽管“刺客”渐渐罕见，但“侠客”并不会因此消失。正如《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汉武帝“诛豪强、杀游侠”的行为遭到了士人们的批评，后来的帝王们也因此避免了重蹈覆辙，使得“侠客”能够在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夹缝中存活了一千多年。
“刺客”这一称谓往往与黑社会中的“小混混”相联系，光从名字上看似乎低俗。古代社会中，有些具备高超技艺却不愿意沦为工具的人，逐渐向“侠客”靠拢；这些人有自己的原则，品德显然高于那些“刺客”。
还有一些人本身是官府的执行者，刺杀任务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因而也被称为“刺客”。由此可见，“刺客”这一称谓，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宣传而创造的，并不代表有这样一个职业存在。
刺客与侠客可以是同一个人，只是手段不同
以著名的荆轲为例，他原本是一个“好读书、习武艺、为人慷慨”的燕国人，符合后来的“侠客”标准。若非太子丹委托他刺杀秦王，他本不会成为“刺客”。另如曹沫，他是鲁国的将领，因为用刀挟持齐桓公被称为“刺客”，实际上这只是他履行职责的方式。再如聂政，他为一位“知己者”刺杀私人仇家，人们赞扬他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却忽视了这种行为是否合理。
在社会法律尚不健全的时期，司马迁赞扬的“刺客”是因他们的高尚人格，这种人格正是“侠客”的基础。
以“侠客”的身份去从事刺客的工作，成败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过程中展现出的品格。司马迁称赞他们的真正意图，正是借此批评汉武帝对游侠的残酷对待。《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看似讲述不同的历史故事，实际上都是司马迁用来抨击汉初虚伪法律的“双重武器”。
“以平民身份侠”只是汉武帝诛杀郭解的借口
在这件事中，司马迁和汉武帝各自的观点并无错，只是视角不同。对汉武帝而言，为了健全社会秩序，必须剿除那些不听话的豪强。他选择了著名游侠郭解作为目标，不是因为郭解必须被除，而是因为郭解的知名度高，杀他可以起到震慑作用。汉武帝为了建立秩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是他作为帝王必须承担的责任。
《史记·游侠列传》中如此评价“侠客”：“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岂能少哉！”在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社会中，“信义”成为了帝王们极力维护的东西。后来的帝王们也无需再像汉武帝那样对侠客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信义”无害于统治者
相比刺客，侠客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雇佣，他们行侠仗义全凭“信义”。由于“信义”的原因，这些侠客虽然行踪飘忽，却不会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统治者往往对这些侠客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甚至需要依赖他们的帮助。
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郭靖夫妇帮助襄阳城防守，就是基于这种角度对侠客的正面描绘，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法治社会下，“不作恶、不与政府对抗”是侠客们生存的基本原则：你不惹我，我也不会找你麻烦。唐代的诗人们中，很多人“仗剑走江湖”，他们行侠仗义，让百姓和官府都对他们拍手称快，往往是因为政府发布的缉拿文书。由于这样皆大欢喜的情况，官府也经常对“法外”的侠客们采取宽容态度。
“风尘三侠”也难免涉足刺客之事
最早期的侠客小说《虬髯客传》（唐代风尘三侠之一）中，描述了虬髯客与红拂女暗中帮助李世民夺取天下的故事。这样的“侠客”形象，怎能让统治者对他们心生怨恨？在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侠客江湖”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史难以记录，民间却流传不衰。
尽管法治社会下的侠客与官府和谐共存，历史的波澜总是难以避免。每当乱世再起，刺客江湖总会在侠客群体中若隐若现。
例如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开篇的“丘处机杀国贼”故事中的丘处机，实际上是一名刺客；历史上的丘处机千里迢迢去找成吉思汗“止杀”，其“刺杀”与“止杀”都在展现乱世中的侠义。
小说中的丘处机“刺杀”与历史上他的“止杀”，都诠释了侠义的真谛
至元十九年（1282年），著名侠客王著成为了“刺客”，刺杀了当时的权臣阿合马，并最终英勇就义。奇特的是，《元史》中对这一刺杀事件的详细记载，虽然王著被称为“义士”，这反映了当时乱世的历史背景。《元史》由明朝所撰，明朝为了维护汉儒文化，称王著为“义士”，也是为了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同样是乱世的一个阶段，那时的“
刺客江湖”极其活跃，刺杀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因此陷入了混乱。无论是“刺客”还是“侠客”，在那个时期的社会中，黑白分明的界限早已模糊。
尽管当时刺杀的目的各异，但由于接近百年的法制与道德崩溃，即使是荆轲那样的古老“刺客”，在这个年代也已变得让人厌倦。人们对和平、安定的渴望才是这个时期的共同心声。
混乱的晚清民初社会扩大了黑白的界限，造就了是非不分的局面。唐宋元明清时期，大体上都是儒礼盛行的年代，每逢乱世的结束，统治者会通过强化礼法来巩固政权。到了晚清民初，在西方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法治与秩序”的重要性。社会上的各种派别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瓦解。
所谓的“三教九流”，今天可以看作是“地方保护伞”，也就是历史上许多刺客与侠客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历史上，刺客与侠客往往是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下扮演不同的角色，那片江湖的存在始终未曾动摇。
正如司马迁指出的“刺客与侠客”的异同，当侠客们的生存土壤彻底消失时，那片江湖也就彻底消失了。如果还有人试图当“刺客”，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为非作歹者，最终必将被完善的法治社会所铲除。
在今日法治健全的社会中，“刺客”已经成为了犯罪分子的代名词。近年来，一些影视作品热衷于描绘“最后的刺客、最后的武士”，这自然是因为这种“荣光与落寞”的故事充满戏剧性，同时这些故事不受正史约束，创作者可以尽情发挥。例如清同治年间的“张汶祥刺马”故事，后续衍生出了《刺马》、《西环的故事》、《投名状》等多部电影。
历史上还有许多疑案故事，朝廷虽然不予承认，但民间却津津乐道，这些故事背后往往隐藏着各色刺客。无论这些刺客的命运是光荣还是落寞，正史之外的虚实结合为他们增添了传奇色彩，我们无需过于较真，读读这些传奇故事或文艺作品即可。
在法治社会下重温这些“刺客”故事，巨大的对比不仅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本号《坊间五千年》专注于涵盖四邻八坊、五千年历史的奇谈趣闻及文化话题。我们坚持提供100%原创内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删除），将持续为大家输出丰富的文化历史论述；文字由本人亲自撰写，观点为个人见解，不含任何映射行为，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