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风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今面临的困境。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签订以来，WTO如同一个老旧的巨轮，现在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是重新回到国际贸易治理的中心，还是逐渐沦为边缘化的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取决于WTO本身，也不完全依赖于其大多数成员国，而是与大国之间的博弈息息相关。
显然，WTO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关于其改革的讨论也从未间断。去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全球领导人共同呼吁对WTO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具体路径依旧未达成一致，主要因为世界各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深刻分歧。
这些分歧在美国近期提出的WTO改革建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月15日，美国提交了其WTO改革提案，要求削减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资格的国家数量。美国建议，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G20成员国以及全球贸易占比超过0.5%的国家应不再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
美国长期以来抱怨WTO成员国通过自称“发展中国家”来获得各种优惠待遇。根据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一系列“特殊和差别待遇”，比如更长的履约期限以及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农业补贴等。
但由于目前WTO成员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想象大多数成员国会支持美国的这一提案。实际上，164个WTO成员国中大多数都自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际贸易大国，还是像沙特阿拉伯、文莱、卡塔尔、韩国这些人均GDP高的国家，他们在这方面都存在共同利益。而且，正如印度等国家所强调的，必须首先履行2001年多哈会议提出的改革贸易规则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承诺，然后才可谈及其他新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集体抵制美国的提案。
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并不是美国对WTO改革的唯一要求。如果特朗普政府到年底仍然拒绝提名新法官进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该机构将可能面临停运。尽管其他国家努力促使美国停止这种行为，但特朗普政府尚未明确其接受的解决方案。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根本不愿接受公正裁决机制的合理性，而是希望这种机制能服务于其自身利益——尽管这一点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
尽管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最初是由美国参与创建的，但美国现在却指责该机构超越了职权，尤其是在上诉机构对美国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做出不利裁决时。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因为法官只能依据法律做出裁决，要使其仅对美国有利，必须让他们放弃中立，直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导致了当前的僵局，大多数WTO成员国与美国立场相对立。如果特朗普政府的不合作最终使得上诉机构停止运作，那么未来会出现何种安排，比如是否会有其他国家设立自愿加入的争端解决机制，仍然不确定。即使出现这样的替代方案，WTO体系中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会显得“瘸腿”。
去年10月，加拿大曾召集12个WTO成员国在渥太华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维护和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制度，并在争端解决机制、重振WTO谈判职能、增强贸易政策透明度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更多的是为了探讨如何令特朗普满意。在特朗普政府的猜忌和阻碍下，WTO机制接近瘫痪，其他贸易国家试图以安抚的方式重振多边主义，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这一想法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
从根本上讲，特朗普政府将全球贸易视为零和博弈，这导致了美国频繁向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发难、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试图通过双边谈判重塑美国的对外贸易机制，甚至威胁考虑退出WTO。特朗普还认为，WTO成员国身份不妨碍美国根据国内法律实施贸易管制，主张在WTO多边规则之外仍有实施本国法律的特权。遗憾的是，在现行WTO机制下，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美国进行贸易战和其他强硬举措。从某种程度上，美国试图回到历史上依靠强力提升贸易利益的时代。讽刺的是，在美国政府将WTO视为侵害美国利益的主要依赖出口初级产品的贫穷国家仍然视WTO为“富国俱乐部”，这反映了全球各国强弱分化的现实。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去年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上，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牵头下，70多个WTO成员国就数字贸易的新规则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意义重大，因为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中愈发重要，但这一领域目前缺乏全球性规则，经济现实与法治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尽管WTO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失败，包括本世纪初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但它依然被视为一个可行的全球贸易谈判平台。尤其是，中美两国代表都参与了此次谈判。
这表明，强化全球贸易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将这种共同利益转化为实际成果依然充满困难。WTO的具体改革仍面临重重阻碍，包括数字贸易谈判可能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除了特朗普政府的问题，WTO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谈判机制的笨拙和不灵活，所有决定都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WTO秘书处的权力非常有限。自1994年上一次成功的多边贸易谈判以来，WTO的规则一直没有更新，这些规则更多适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的领域，而不适用于政府干预较多的情况。随着许多国家政府权力的加强，这些规则显得有些过时。
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补贴、国有企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并引发巨大争议，但这些问题并不属于WTO机制的管理范围，而应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世界自由贸易机制不应以各国内部经济体制类型为前提。而且，在当前西方国家内部剧烈变动、传统思维被反思、政府角色重新被重视的背景下，自由市场体制和干预性体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一些涉及补贴和国有企业的WTO规则是可以改革的。或许在这些方面，政府主导型国家可能愿意接受一些更严格的规定，但这也需要市场导向国家如美国作出妥协，比如放松对外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等。现实中双方很可能陷入彼此都不愿意首先行动的困境，试图迫使对方做出更大让步，结果可能是停滞不前。
WTO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当前大国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WTO恢复往日的角色面临重重困难。单靠各国之间的诚意和温柔的外交已难以达成多边共识。尽管多边主义的火光依然存在，但如果美国继续通过零和竞争的思维看待世界，良性改革的道路将变得更加艰难。尽管WTO的衰退不一定意味着全球贸易的缩小，也不意味着双边经贸安排的减少，但它必然意味着集体规则的弱化，以及强弱分明的竞争时代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