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为六绝句》的首句提及了南北朝时期的庾信，而次句则谈及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之文，曾被视为当时的代表风格。轻薄之评断始终如影随形，讥讽声不断。尔等虽身名俱灭，但江河依旧永恒流淌。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是初唐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什么是“当时体”？对此，众说纷纭。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解释道：
王勃等四人之文，皆精致且有根基。他们使用骈俪的形式作记、序、碑、碣，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风格。后人评价杜甫的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正是对这种风格的认同。
洪迈提到，四杰偏爱使用对偶的骈俪形式，王勃的《滕王阁序》便是经典的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杨炯的《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也是这样的风格：
经天纬地之帝，求制礼作乐之才；拨乱反正之君，资拔山超海之力。
继韶夏而崇谥号，非无阵战之风；披皇图而稽文武，或用干戈之道。
卢照邻的《秋霖赋》同样体现了对偶之美：
风横天而瑟瑟，云覆海而沉沉。
居人对之忧不解，行客见之思已深。
千井埋烟，百廛涵潦。青苔被壁，绿萍生道。
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文》更是声名远播：
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偏能惑主。
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今日之境，究竟是谁之天下？
在诗歌创作上，齐梁时期的影响显而易见，四声交替和对仗工整的诗作愈加增多。
骆宾王的《从军行》便是典型的五言律诗，其中第七句虽有缺失：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杨炯也有《骢马》等五律流传：
骢马铁连钱，长安侠少年。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夜玉妆车轴，秋金铸马鞭。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
卢照邻的《雨雪曲》同样是五律中的失黏之作：
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
王勃的《铜雀妓》则是一首典型的五律：
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舞席纷何就，歌梁俨未倾。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初唐的对偶与律诗对仗风格，源于齐梁时期并在其时趋于成熟。武则天时代，律诗与律赋的创作已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轻薄为文”，究竟指谁呢？清代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解释：
此“轻薄为文”指的是后生对四杰之语的轻视，而非指后生辈人本身。
这意味着后代之人认为四杰的作品轻薄，常常以此哂笑。
关于《戏为六绝句》的创作背景，有人认为杜甫借庾信与四杰之例，回应当时年轻人对他的不尊重。
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到：
杜甫的诗被人嘲笑时，他的作品却在后世受到敬仰，何况其他人呢？子美对此感到愤懑……
杜甫在生前的诗坛地位并不高，往往遭到轻视。年近五十的杜甫，靠着严武在成都谋生，而其“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的性格，也使得年轻人对其不甚尊敬。
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杜甫甚至险遭杀身之祸，如果不是严武的母亲出面相救，杜甫或许早已没落：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新唐书·杜甫传》
为何有人认为其作品轻薄？《岁寒堂诗话》中评论说：
世人认为杜甫的诗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掌握，其实这是高古之极。
张戒认为，杜甫的粗俗风格其实是高古的表现，只是当时的人未能识别。
我们从《江南》、《木兰辞》、古诗十九首等汉乐府诗歌中，可以看到许多通俗易懂的诗句。这种风格在杜甫的《丽人行》、《兵车行》中也常见。
“王杨卢骆当时体”，洪迈解释为“用骈俪”，而“轻薄为文哂未休”，张戒则认为是高古。这似乎显得前后矛盾。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提到：
后生轻薄，讽刺远古而难以指摘；对于接近的时代，他们却毫无顾忌地诋毁。
后生们对远古诗人不敢轻易嘲笑，而对近人的诗作则肆无忌惮。
结尾的两句诗，有些类似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批评：
俳谐怒骂岂诗宜？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批评苏轼：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于喜欢批评，慎勿效仿。
看来，批评也是一种文学传统。杜甫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依旧长久。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你们这些小辈，怎敢随意议论？”
清代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评价：
杜甫的赞誉或许过高，但他的词句激烈依然不失分寸。
对于齐梁时期讲究词藻美的诗风，杜甫的态度是批评的。无论是庾信还是初唐四杰，他们都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后人不应轻易贬低。
《戏为六绝句》的深意，不仅在于它对庾信及初唐四杰的评价，更在于它折射出的文学风潮与时代风貌。
杜甫在这首诗中，通过对比庾信与初唐四杰，揭示了文学评价的变化与诗人之间的隔阂。虽然在杜甫的时代，许多杰出的诗人遭遇轻薄的评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
庾信在诗坛的地位曾被质疑，后人批评其风格“轻薄”，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诗歌风格的不同看法。而初唐四杰的作品，虽然也曾遭到讥讽，但他们的创作风格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发展。杜甫以《戏为六绝句》回应这种风潮，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诗歌艺术的不屈和尊重。
在诗歌创作中，庾信和四杰的对偶手法和律诗风格，确立了古典诗歌的形式美。而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以严谨的诗风和深刻的内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华丽风格，标志着文学的多样化和深度。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戏为六绝句》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评价，它也反映了整个文学传统的演变。从庾信的轻薄讥评到初唐四杰的受批评，再到杜甫对这种现象的反驳，可以看出，文学评价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杜甫以批评作为回应，实际上是在传达文学创作应当注重真实与深刻，而非仅仅依赖形式上的华丽。
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总是充满了争议和变迁。后人评价前人的作品，往往会受到当时社会风尚和个人立场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像杜甫这样的诗人，虽然在生前可能未被重视，但其作品却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思考素材。
《戏为六绝句》作为杜甫的诗作之一，不仅展示了他对当时诗坛现象的敏锐观察，也反映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它提醒我们，文学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形式的精致，更在于内容的真切与深远。杜甫通过诗作，挑战了流行的风格，呼吁人们关注文学的本质，从而推动了诗歌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