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因文学成就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更因古文运动的倡导而成就了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早在韩愈之前，的散文就已有诸多卓越的作品，尤其是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散文，已展现出相当的文学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创作逐渐偏向了追求华丽辞藻和形式上的修饰，六朝时期的骈文风靡一时，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风格虽然注重辞藻的装饰性和技巧性，却忽视了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实用性，就像一座精致华丽的房屋，外观美丽，内部却空无一物。
直至韩愈的出现，古文运动的旗帜才得以高扬。韩愈不仅倡导文学创作要像先秦时期的散文那样，注重内容的充实与实用性，他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写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如《进学解》《师说》《毛颖传》《送孟东野序》和《答李翊书》等，成为后世传颂不衰的经典。
其中，《马说》是韩愈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杂文，值得特别一提。韩愈将自己比作千里马，期望能够遇到一位识才的伯乐，让自己得到重用，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才能与抱负。他表达了对自己才华得不到重用的深切不满，呼吁社会能够更加关注那些有才华的人，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
《马说》不仅是一篇议论文章，它展现了韩愈“怀才不遇”的内心感受，传达了他“无伯乐，千里马常埋没”的强烈情绪。韩愈通过千里马的遭遇，暗示了自己在现实中被忽视和埋没的情况，他对这一现象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用人制度的不满。
《马说》在形式上属于“杂说”类的文章，这种体裁在古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限于特定的题材，也没有固定的形式要求，文章内容通常由作者随心而发，但又具有很强的议论性和逻辑性。在《马说》中，韩愈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寓意，成功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不公和人才未被识别的愤懑情绪。
文章开头，韩愈便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并指出千里马虽然常有，但伯乐却不常见。这一比喻不仅揭示了千里马与伯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反映了韩愈当时的处境。他认为，千里马的价值与命运完全依赖于伯乐的识别与重用，如果没有伯乐的赏识，再好的马也只能在平凡的环境中默默无闻。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韩愈进一步通过反问的方式展开思考：“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他通过这一反问，揭示了千里马之所以不能显示出它的才华，正是因为食马者未能理解千里马的特殊性。即使一匹马拥有千里之能，如果不能得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喂养和管理，它的潜力就永远无法得到发挥。
从韩愈的角度来看，千里马的命运并不是由自身的才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周围环境和用人的制度。如果一个用人单位不能识别人才的独特之处，那么这些人才的能力将永远无法得以充分展示。韩愈通过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在批评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用人不公和对人才的忽视。
《马说》的核心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直白地提出了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重要性。韩愈认为，世界上从来不缺乏有才华的人，缺的是那些能够发现并重用这些人才的伯乐。在他看来，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存在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伯乐的发现和认可，千里马即使拥有千里之能，也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韩愈自视才高，然而在仕途上屡遭挫折，这种“不遇”的情感深刻地体现在《马说》中。韩愈在早期的仕途经历中，多次担任基层文职，直到35岁才被提拔为四门博士，但他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施展才华的机会。此后，他因触犯了上层的权威而屡次被贬，甚至因为公开反对佛教迎骨的而被贬为潮州刺史。面对这样的不公待遇，韩愈心中的苦闷与压抑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韩愈从未放弃过表达自己才华的机会。为此，他多次向宰相递交自荐信，表达自己希望获得与自己才华相匹配的职位。宰相却未曾理会他的请求，这种冷遇让韩愈心中的不平愤懑愈加深重。他选择用《马说》这样的文字，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与不满。
《马说》通过千里马的比喻，展现了韩愈作为一位有志之士在现实面前的困境。这篇文章的结构层次分明，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述，逐步揭示了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表达了韩愈对当时社会用人机制的不满。
韩愈以千里马自喻，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与不甘。他深知自己的才华，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发挥和认可，就如同千里马被埋没在无知的管理者手中，永远无法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在《马说》一文中，不仅为千里马鸣不平，也在为自己争取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舞台。
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凭借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铿锵有力的文字，成功地表达了韩愈作为一位文学大家和人物的矛盾心情，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