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是许多人通过《己亥杂诗》认识的，尤其是其中一首因清朝不重视人才而表达愤怒的诗，广为流传。这首诗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在那个寂静而死气沉沉的时代中，犹如一声惊雷，迅速引起广泛关注，龚自珍因此声名远扬。
为什么会“万马齐喑”？因为在那个贫弱的清朝，除了腐朽的，思维也如同僵化的尸体，排斥任何新思想，任何革新。盛行，许多有理想的士人都因言论遭受。龚自珍自己也曾写过“避席畏闻，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样的诗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压抑。显而易见，清朝的思想界早已陷入死寂，思想不自由，言论不宽容，更加是内外俱乏、僵化不堪。
那么，龚自珍为何要在这种时代写下如此激昂的诗句？除了想讽刺当时的清朝外，背后还有一段他个人的仕途经历，这也许是他写下这番话的深层动因。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浙江杭州人，是清代杰出的诗人、作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早期的改良者。
龚自珍出身显赫，父亲和祖父都是中的，他的家族历代为官，门第高贵，文化底蕴深厚。祖父龚禔身曾官至内阁中书，职掌军机，显赫一时；父亲龚丽正也曾任职江南一带的，直至三品。母亲出自书香门第，外祖父段玉裁更是当时著名的家，他的《说文解字注》堪称学界经典，是清代学术界的重要参考书。
龚自珍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家族的文化熏陶。十三岁时，他便写出了《水仙花赋》和《知觉辨》之类的作品。十五岁开始作诗，十九岁写词，二十三岁时撰写了具有激进思想的《明良论》，其中有“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他对命运的深刻关怀。
在学术上，龚自珍自信满满，外祖父段玉裁更是对他的才华赞誉有加，曾称他“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可见，他从小便被视为才子。
正如许多人所知，龚自珍出生在乾隆末年，长在嘉庆时代，生活在清朝的盛衰更替之间。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才学，但也亲眼见证了的衰弱和民众的苦难。战争爆发后，国门被强行打开，百姓生活。面对的沉沦与麻木，龚自珍内心的痛苦与愤慨也愈加加深。
尤其是在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环境愈发僵化的背景下，龚自珍既感到不平，又感到无奈，尽管才高八斗，但他对国事的忧虑和愤怒多次通过诗文表达出来。他的诗句常常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也因此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产生冲突，这种反叛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
在那个时代，科举依然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龚自珍也不例外。十八岁那年，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科举之路。经过四次乡试，才终于考上举人，接着又参加会试和殿试，但名次仅列第三甲第十九名。按理说，以龚自珍的才学，他的名次本不应如此靠后，这背后隐藏的真正原因，却让人唏嘘不已——他写字的水平实在太差。
在那个时代，书法几乎是文化人唯一的“敲门砖”，尤其在科举中，书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在所有考生中，能进入殿试的，无一不是才子，而考试时，书法的分数尤为重要，常常决定了考试的成败。那些字写得工整清秀的考生，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机会，而字写得差的，即便才学出众，也很难脱颖而出。
龚自珍的才学无疑是上乘的，但他的书法实在难以令人称道。即使他才子风范独具，也只能屈居三甲。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三甲进士虽有荣誉，却永远无法成为翰林院的成员——这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对于龚自珍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终生的遗憾和痛楚。
有一次，龚自珍拜访叔叔龚守正，后者正任职礼部尚书，主管会试。龚自珍和叔叔交谈时，突然有一位刚刚被选为翰林的新科进士来拜访。龚守正对这位翰林非常热情，称赞他书法出众，表示书法好，入翰林几乎易如反掌。龚自珍听到后，忍不住隔墙讽刺道：“翰林学问，不过如此！”这句话令门生顿感羞愧，也让叔叔龚守正非常不悦，立刻把龚自珍叫出来训斥一番。
龚自珍虽然表面上轻描淡写，但内心却始终放不下未能成为翰林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甚至要求家中所有女性，包括妻子、女儿、儿媳乃至婢女，统一学习书法，甚至专门练习馆阁体。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家里的女性们大都成为了书法高手。
有趣的是，龚自珍的妻子何吉云，书法也十分出色。有一次，龚自珍参加内阁中书考试时，有人曾暗示他如果顺利通过，必定有人背后相助。对此，内阁中书徐星伯淡淡一笑，说龚自珍的书法不好，肯定考不上，但如果换作他的妻子来考，倒是有希望。正是这些插曲，使得龚自珍更为看不起翰林这个职位，尽管他内心早已被这个目标深深牵绊。
多年后，年届四十的龚自珍终于在《跋某帖后》一文中坦言：“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这是他对自己未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因为书法问题而错失了重要机会，这一遗憾，他终生未能释怀。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才会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既是对当时的讽刺，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