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人眼中，乡下人常常被视为“愚笨”的象征。许多乡村振兴的倡导者也倾向于将“愚笨”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乡村的典型症状。对于贫困和落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客观标准来评判，所谓“愚笨”到底是基于什么呢？如果真要说乡下人“愚笨”，那又是什么理由呢？
记得有一次，我和学生们一起去乡村调研。我们路过一条繁忙的街道，马路上，一辆车的司机因车流的拥堵，焦急地按了好几次喇叭。走在马路上的一位年老的乡下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避。司机终于停下了车，摇下窗户，朝着那位老人怒吼了一句：“笨蛋！”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愚笨”，那么对这些乡下人来说，真的是冤枉得太离谱了。
我还记得曾经带过一位城市来的女孩下乡，她在田间看到麦子长势喜人，便自信地说：“今年的麦子真高啊！”而站在旁边的乡村朋友并未回应，只是露出了一丝笑容。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批评她，但她的言论多少带有一点“傻乎乎”的味道。事实上，乡下人并非不懂汽车的喇叭声，或者不理解某些交通规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些城市的知识罢了。这其实更像是知识的缺乏，而非智力的缺陷。就像是我们这些城市人到了乡村，也未必能准确分辨哪些是草，哪些是虫子。
如果我们没有称那些第一次听到狗吠声就惊慌失措的城里姑娘为“傻子”，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乡下人不知道如何应对复杂的城市交通呢？这种所谓的“愚笨”，在我看来，完全没有根据。
乡村工作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到一个关键问题：乡下人普遍是文盲。这个“文盲”并不是指他们天生缺乏智力，而是因为大多数乡下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确实，文字下乡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简单地把“文盲”与“愚笨”划上等号，我总觉得这种说法缺乏深度。所谓的“愚笨”如果仅仅因为文字不识，就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不懂自己家乡方言的人都是“愚笨”的。其实，文字和知识的获取，恰恰是一个机会问题。
我曾有过类似的经验，在乡下的日子里，有些同事的孩子被送到乡村学校读书。尽管这些城市孩子在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总是遥遥领先，但我也注意到，当他们和乡下孩子在田间捉蚱蜢时，情况完全不同。那些城市孩子扑了半天，蚱蜢总是抓不到；而乡下孩子却能一扑即中。可见，即便是“聪明”的城市孩子，也未必能适应乡村的生活技能。乡下孩子并不是天生笨，而是他们的生活和经验让他们更擅长某些事情。
就像是乡下孩子在课堂上识字比不上城市孩子一样，城市孩子在乡村的田野里捉蚱蜢也难以比过乡下孩子。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环境和经验的差异。教授们的孩子在城市生活中，每天接触到书籍和文化，学习环境也比较优越，这才使得他们在课堂上更有优势。而乡下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泥土和动物，识字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生存所必需的技能。正如我在乡村生活时，孩子们在田野里的反应能力比城市孩子强，而这些能力正是他们在生活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如果要说“愚笨”是因为乡下人不识字，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文字的作用，是为了解决人在生活中的沟通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无法面对面交流时，文字才显得尤为重要。乡土社会的特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大家生活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相互合作、彼此信任。那种“面对面”的社交方式，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交流上，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细腻的情感传递中。
例如，乡下人常常通过脚步声、声音、甚至气味来辨认身边的人。我们常常不需要名字，因为熟悉的人就能通过这些非语言的信号知道对方是谁。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需要通过正式的文字来识别彼此，反而这些更加直接、亲密的交流方式往往更有效。
而文字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面对面沟通时的局限。在没有办法直接沟通时，文字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工具。文字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无法完全传达情感的复杂性。我们通过文字传递的情感和思想，往往会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而产生误解。而在直接交流中，这种误解往往能迅速得到化解。
可以说，文字虽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在乡土社会中，文字并不是必需的，它只不过是为了弥补面对面沟通的不足而存在的工具。乡下人不识字，并不意味着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过多的文字支持。
乡下的文盲，并非出于智力上的缺陷，而是由于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乡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多依赖于直接的接触和情感的传递，而文字和语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工具。当我们在提倡文字下乡时，必须意识到，文字的作用并非万能，它只能传递一定范围内的情感和思想，而对那些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面对面的交流和更直接的象征体系，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