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曹操，自然少不了曹丕。
但在讨论曹丕时，曹植也无法回避。因为，提到“七步诗”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
那首诗写道：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段故事发生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当时曹丕刚刚称帝。由于在太子之争中，曹植曾是曹丕最强劲的对手，兄弟间的矛盾难以化解。曹丕为了压制曹植，命令其在七步之内作诗，否则将面临死刑。让人没想到的是，曹植在压力之下，迅速吟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曹丕不得不暂时放过他。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几句，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悲凉，成为千百年来描述兄弟争斗、内心的经典表达。
曹操共育有25子，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曹丕、曹彰、曹植和曹冲。前三位是卞太后所生，而曹冲，这位聪慧的神童，年仅13岁便因病早逝，令人唏嘘。
曹彰的去世也是一桩扑朔迷离的事件。他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朝见时突然暴毙，年仅35岁。不同于曹植，曹彰手握重兵，战功赫赫。若他心生二意，完全有能力曹丕的，他的死，或许并非偶然。
这原本是关于文学的短文，却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宫廷权斗。毕竟，权力的争夺，往往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而历史中的宫廷纷争，似乎永远充满了戏剧性。
尽管权力充斥其中，曹丕身边的那些文人却在建安时期为文学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创作不仅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也抒发了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他们对生命短暂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也渗透进了作品，形成了一种悲怆而深邃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主流的文学模式。
随着文人间交流的加深与创作经验的积累，文学批评逐渐有了雏形。在这种背景下，曹丕的《典论·论文》应运而生，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奠基之作。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曹丕的《燕歌行》也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语言简洁，音调和谐，情感丰盈。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王夫之对其的评价尤为推崇，认为其“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双”。
曹丕与曹植兄弟二人的文学成就，历来是后人争议的话题。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提到，世人普遍认为曹植的文学成就高于曹丕，原因往往源于对曹植的同情。在皇位争夺的背景下，曹丕无疑是胜者，人们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忽略了曹丕的文学造诣，反而抬高了曹植。对此，王夫之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几乎是曹丕的铁杆支持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醒我们，曹丕与曹植各有千秋。曹丕理性且稳健，而曹植则更多带有感性与激情。两者的差异，正是文学创作中的不同面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与区分。王国维的这一见解，充分展示了大师的深邃眼光。
确实，曹丕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非常独特。尽管他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专注于五言诗，反而开创了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尤其是他的《燕歌行》，如今看来仍被认为是其最出色的作品。在当时，人们对这首诗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觉得它“体小而俗”。直到曹丕去世数百年后，七言诗才逐渐走向成熟，成为唐代诗歌的主流形式。
有学者猜测，如果曹丕没有在权力中胜出，且活得更久，他的文学成就可能会达到更加惊人的高度。历史从不容许假设，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带来的可能性。
从文学成就上看，曹丕最重要的突破无疑是创作了《燕歌行》这两首七言诗。它们为七言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曹植在这一点上未能超越。而曹植则以其五言诗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婉转流畅，成为前所未有的典范，这一点，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