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之字，旧时为“僮”字，但自1965年后正式改为“壮”。字中蕴含的“壮”之意，可解为强壮、壮实，其内涵丰富。相较之下，“僮”字更似一种历史上的称谓，如壮族人的姓氏“覃”一样，无独立字义，仅作姓氏用。选择将“僮”改为“壮”，既简单易写，又符合壮族的身份认同。
壮族的语言——壮话，其发音与汉语大相径庭，颇有些许越南语的影子。壮话的一大遗憾在于其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据闻，现今的文字体系乃后所创。曾记得收音广播中有个壮话频道，播报的是南宁武鸣地区的壮话，即便对于我们这些讲壮话的人来说，有时也难以理解。
壮话流派众多，即便是同一县城的不同乡村，说话的口音也会有所不同。在当地，壮话被称为土话，而官话则为柳州话，并非汉语。尽管县城的人也会说柳州话，以此区分自己与乡下人的身份，但也有极少数人不会说也不会听。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及汉语的普及，拗口的柳州话逐渐退出大众用语。如今，连农村出生的小孩也开始使用汉语表述，而逐渐放弃一度视为母语的壮话。从长远看，壮话的传承确实局限于乡邻间的交流，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并无太大助益。老一辈因不懂普通话而受限，不敢轻易远行或跨界谋生，看电视也倍感吃力。
对于自小讲壮话的人来说，说普通话并不那么顺口，即使经过多年的学习。这主要是表达习惯造成的思维定势，常常是先想到壮话的表达，再翻译成普通话。对于壮族人来说，说普通话仿佛说外语一般不易，尽管从小就开始学习。这也解释了为何壮族人中难见全国闻名的作家。
壮话与汉语的交汇中常会产生趣味。有时，即使是知识分子用壮话的字义来解释，也会变得幽默诙谐，令人发笑。例如，“笔朵凸45门包卡”这样的广告牌，只有同时掌握汉语和壮话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其含义。全句翻译成汉语即是“土鸭一只45元，包宰杀”。这种语言的精妙之处在于混用壮话与汉语，只在这两种语言并行的地区才适用。
在语言多元化的大家庭中，我们有56个和56种语言。但汉字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各通用的文字。汉化是好事，它促进了间的交流，增强了凝聚力。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过于执着于保留彼此的差异呢？当被问及壮族特色时，我直接回答：无需刻意寻找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