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的巨匠柳宗元所著的《黔之驴》堪称脍炙人口，此篇短文巧妙地借物喻人，引人入胜。作品通过叙述一匹从他乡引进的驴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让我等读者深感带驴去贵州的人的决策确实有些离谱。
近日，我翻阅李白的名篇《早发白帝城》，注释之词让我心生疑惑。我在注释中惊讶地发现，有位所谓的学者竟因为对诗中“猿声啼不住”有所疑义，便干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
此人竟然捉了一只活猿从三峡南岸带到北岸，再放其返回南岸，而后不知天高地厚地篡改李白的诗句为“南岸猿声啼不住”。
虽然此举看似荒诞，但并非全然无据可依。现代科学研究确实证实了三峡北岸的确不适合猿类生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否定李白的诗作。
这首唐诗创作于李白的流放生涯中。当他在被贬谪到白帝城后意外获得赦免时，内心的激动之情如同长江流水般滔滔不绝。当时他乘舟自白帝城启程，回望之地高入云端，而江陵则远在千里之外。
诗中的“猿声啼不住”历来备受赞誉。古时三峡古树参天，猿猴曾在此繁衍生息。尽管猿的数量可能不多，但当李白乘舟穿越峡谷时，那连绵不断的猿声确实让人心潮澎湃。
至于这位学者的质疑，尽管三峡北岸的气候确实寒冷不利于猿类生存，但这并不代表李白在写诗时有所疏漏。因为诗歌并非科学报告，无需过分拘泥于字眼。
谈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其他一些在字眼上吹毛求疵的学者。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便曾抠字眼儿地挑剔古人的作品。他质疑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关于峨眉山下的描述与史实不符；又对杜甫的《古柏行》中的数据进行了仔细推敲，得出了诸多“错误”。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古诗词是艺术的结晶，其魅力在于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情感。若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推敲，那么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都将难以幸免。
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若是按照学者的逻辑，难道我们要去计算庐山瀑布的真实高度？再如苏轼的《江城子》，若按照学者的较真态度，岂不将词句改得面目全非？
诗歌中运用了夸张等修辞手法，正是为了表达诗人内心的强烈情感。我们欣赏古典诗词时，应当带有一种浪漫情怀，而非仅仅从字面上解读。否则，我们将失去诗词的韵味与深度。
的古典诗词讲究意象的表达。意象即故意写出一些看似“似是而非”却能激发读者联想的词语。这样的写作手法能够为诗词赋予更多的内涵与解读空间。
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开放、更浪漫的心态去欣赏和解读古典诗词。艺术与学术各有其美，不应混为一谈。让我们在欣赏诗词的美妙之时，也尊重诗人的创作初衷与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