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载，明成化年间，山东嘉祥县发现一则引人注目的考古新闻。据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意外发现悬棺，并见墓碑上刻有“曾参之墓”四字。大明朝皇帝朱见深接到奏报后，极为重视，立即下旨封树丘陵、筑建飨堂神路，以示对先贤的尊重和保护。
嘉祥县依旨，大兴土木，对曾子墓进行修缮，并参照三孔格局增建了府、庙、墓等纪念建筑。此举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关于曾子故里的归属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在民间传言和史志记载中，费县一直被认为是曾子的故里。费县知县、县丞等员对此深感不能接受，他们坚持认为历代史志均明确记载曾子故里在费县境内的南武城。他们多次山东巡抚及三司衙门，要求主持公道，取消嘉祥县的举动。
嘉祥县先人一步取得了皇帝手谕批准，级认可的权威性使得争议难以平息。于是，这场“明清曾子故里之争”持续了百年之久。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学者们对史籍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春秋时期鲁国确实有两个武城，一个是费县的南武城，另一个是嘉祥的武城。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有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南武城是曾子的故里，而武城则是澹台灭明的故里。
关于南武城的具置，学者们进行了深入考证。他们发现，南武城是为了御齐国而修筑的城邑，位于泰山之西南方，因嘉祥县境内的南武山而得名。而嘉祥县的南武城则是鲁国为了纪念宗圣曾子而形成的文化符号。
在争议的过程中，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证据和观点。费县方面认为悬棺葬是川蜀地区的葬法，而山东当地并无此葬法；同时认为曾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墓碑是西汉以后才出现的事物。嘉祥县则以官方的权威性以及地方习俗和文化传统为支持其立场。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考据，清代最终批准了嘉祥县的立场。他们承认曾子的后代一直居住在嘉祥县附近，并且给予了曾子后裔特殊的荣誉和待遇。而费县方面则设立了“二贤祠”以示纪念，同时也继续维护自己的传统观点。
虽然这场百年之久的争执最终没有完全平息，但至少在官方层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和解决。无论是嘉祥县还是费县的人们都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和发扬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
《明史》中记载的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先贤的敬仰和纪念之情，也展示了地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厚底蕴。尽管百年之争未能完全画上句号，但通过多方考据和论证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参考。
自此之后两个地方的争议虽有回响但已趋于平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两地心中对文化传统的敬畏与自豪。
这就是关于曾子故里的一段历史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对于文化的尊重和热爱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