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鼎相关的成语繁多，诸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大名鼎鼎”、“春秋鼎盛”等。特别的是，虽然其中不乏常见之词，却独缺“定鼎关中”之说。
在周代，鼎的地位被提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被视为大事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正如谚语所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陶鼎在考古发现的历史可追溯至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早期末段，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200年左右。那时，出土的陶鼎主要是罐形和盆形。裴李岗文化被认定的遗址超过160处，遍及河南省境内。
随着裴李岗文化的发展，其影响逐渐向西扩展至关中地区。其特有的文化元素，如假圈足碗和壶等，传入关中，进而转化为半坡文化的动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因其是现今所知最早的一件陶鼎，而被誉为“第一鼎”。
自此以后，陶鼎在豫中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出现。至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陶鼎的分布已几乎覆盖今日的中东部地区，且形态各异。
虽然在用鼎的传统上，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代表的是东方文化因素，而非关中地区的典型器物，但在的文化长河中，它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于仰韶文化的关中类型而言，关中及汉中地区的半坡类型逐渐减少了鼎的使用。仰韶文化的关东与关中差异逐渐扩大，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面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仰韶文化区呈现出东西分立的文化格局。特别是关中地区等西部区域在仰韶文化中期既无使用鼎的传统，也没有随葬陶鼎的葬俗。
夏文化的形成源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同时融合了其他地区的众多文化因素。例如，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花边口沿装饰风格便直接源于关中盆地的客省庄文化。
尽管如此，在龙山文化时期之前，关中盆地并不常见用玉的习俗。
良渚文化的衰落促使其玉礼器在各地广泛传播。关中盆地作为连接中原与甘青地区的重要枢纽，推动了用玉观念和制玉技术的向西传播，同时也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和玉料向东输送，满足了中原地区对玉料的需求。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成为玉礼制发展的重要节点。
甘肃傅山武家门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卜骨，可追溯至公元前3980年至前3640年之间。这可能是卜羊骨的起源。从甘青地区发源，至夏商周时期兴盛的占卜祭祀传统中，客省庄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
陕西新闻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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