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富五车”一词，用以形容人学识渊博，饱读诗书。然则，学问何以用车载之？这其中蕴藏的深意值得探究。
古时纸张与印刷术尚未发明，文字的载体主要为竹简与木牍。这些材料在当时被广泛用于书写，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当时，工匠们将竹子和木头削成细长的薄片，并在其写文字。之后，他们使用麻绳或皮条将它们串联起来，终成书籍。以竹为基者称为“简”，以木为基者则为“牍”。
一篇文字常需大量竹简共同承载。传说中，古代的宰相撰写奏章给帝王时，需得两位壮士合力方能将其抬至朝堂之上。
随着竹木简书的累积，藏书家应运而生。施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藏书之丰需五车方能载之，遂被世人赞誉学识广博，“学富五车”这一成语也因他而流传开来。
这种大量的竹木简书在运输和储藏上实为不易。牛车常被用作运输工具，运书时牛常因负重而汗流浃背；而家中储藏则需满室空间。“汗牛充栋”这一成语也得以诞生。
今观之，“学富五车”之书实则寥寥无几。假设每片“简”或“牍”书写二十字，两万字的著作便需上千的简牍编织，此为厚重的一捆书卷。在当今，硕士、博士所涉之学与其相比，其广度与深度皆远超古人。
在古时，得书一本实属不易，“学富五车”之人可谓饱学之士，其成就可与今日的“家藏万卷书”相提并论。
学问虽可车载，然才华更可量度如斗。
“才高八斗”这则成语源于对谢灵运才华的赞誉。他是南朝宋国的一位著名山水诗人，以自然景物的刻画见长，其诗篇艺术性高、形式优美，深受当时文人雅士的喜爱。
谢灵运自视甚高，然其文学造诣确实不凡。据传，他酒后自述道：“魏晋以来才子所共为一石之才，曹子建独占八斗之才，我得一斗之才，天下人共分一斗。”此即“才高八斗”之出处。
尽管谢灵运颇为自负，但他开创了山水诗派并对后世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才情卓越不容置疑。因此可见，文人的狂傲亦需深厚的底蕴支撑。
在历史的演进中，“学富五车”与“才高八斗”成为文化中的珍贵财富，传递着人们对知识的敬畏与对才华的赞赏。